这种情形有否其他表现形式呢？如司法机关事先已获得有关案件事实的一些情况，在此基础上再得到口供。笔者认为，纯粹的只有被告人供述情形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司法机关获悉一个案件的有关事实，至少就得到了证实这些事实已经发生的证据，证据显然就不是只有一个口供。
纯粹的只有被告人供述情形，一是出现机率非常小，二是可能出现非法取证的现象（这正是《刑诉法》第46条所希望防止的）少见，三是口供可信。因此笔者认为，这种情形不是《刑诉法》第46条规定内在本意所要防止的，如果口供补强规则仅仅针对这种案件的话，那该规定的意义就几乎为零。实践中被提起公诉的案件的证据绝不会只有一个被告人供述，这类案件不可能进入审判程序，当然也就不存在只依据纯粹的口供定罪及处罚的问题。
虽然这种情形不是《刑诉法》第46条规定所极力要防止的，但这是最典型的只有被告人供述的情形，依据法律规定，至少从其字面意义上，应当强制补强证据，但这种补强证据所需达到的标准应当相应降低。
（二）形式的只有被告人供述的情形
所谓形式的只有被告人供述是指只有被告人供述一种证据形式，但数量上有多个能证实被告人与案件有关的证据。这就是只有同案犯供述的情形。
有人认为《刑诉法》第46条所讲的被告人供述是指这一种形式的证据（注：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30、331页。），而非仅指一个被告人供述。笔者认为不妥，原因有二：其一，只需作一简单假设，就可发现其中问题。假定共同被告人中有一人被免于起诉，此人在诉讼中的地位不再是被告人，其身份类似于“污点证人”，（注：在一些重大的共同犯罪案件中，司法机关为获得充足的证据以实现对主犯的控告，与案件的知情人—共同被告人达成交易，如果共同被告人为法庭提供共同犯罪的相关证言，指证主犯，就对其予以减、免刑，甚至不予起诉，此种情况下的证人即“污点证人”，因为其也参与了共同犯罪，所以有“污点”，由于其以“证人”身份出庭，故提供的证据是“证人证言”。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因为指控主犯的证据不充足，另一方面是受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规定的限制。参见梁玉霞：“论污点证人作证的交易豁免——由綦江虹桥案引发的法律思考”，载于《中国刑事杂志》2000年第6期。）其出庭所作陈述相应变成了证人证言，由此出现了所谓两种形式的证据，被告人供述得到补强。可这与前面的情况在口供的可信性、可采性、证明力上究竟有何区别？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又发生了什么质或量的变化？由于同案犯供述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证人证言，因此，其性质应是被告人供述与证人证言兼而有之。对本人是供述，对同案是证人证言。这种证据的双重性（注：这种情况在其他形式的证据中也有可能出现，如一些书面材料不仅其记载或表达的思想内容有证据价值，而且其外部特征等也有证据价值，那这种书面材料就具有物证与书证的双重价值。见王国枢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45页。日本的判例坚持共犯者的口供不需要补充强化证据的理由也是如此。参见［日］田宫裕：“被告人的地位及其口供”，载于［日］西原春夫主编，李海东等译：《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3月版，第307页。）使得不能简单地将同案犯供述仅视作是被告人供述。这时，首先应考虑该供述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大小，而非其形式的单一性；其二，仅从证据形式理解《刑诉法》有关规定而忽视对证据所反映实质内容的考察，既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注：实质的只有被告人供述的情形中，如果仅从证据的形式看，就不需要强制补强证据，而这恰恰是实践中常见的、也是笔者认为最需要强制补强的情形。详见本文中“实质的只有被告人供述的情形”部分。），也不利于打击犯罪。
形式的只有被告人供述的情形在实践中也不多见，主要形式是：被告人因一起案件被侦查机关审查，其主动交代出另一起侦查机关不知情的事实，或被告人主动投案自首，交待出侦查机关所不掌握的事实，侦查机关据此查出同案其他人，他们之间的供述能吻合，但无法找到其他形式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