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主动询问后医生的态度
医院履行告知义务实际情况
医院履行告知义务的方式
医生的告知义务是实现患方自主决定权的前提，是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也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医疗以救死扶伤为宗旨，其一切手段都应以患者为中心，尊重患者的权利和意志，因为任何不利后果最终都要由患者承受，患者是医疗风险的承担者，尽管患者不可能也不应该干涉医生的诊疗方案，但医生履行告知义务，争取患方理解医疗方案的优劣得失、后果风险及医生如何对各方案进行取舍的道理，均在情理之中。具体到医疗行为中，医生应该谨慎、勤勉、忠实，一切以患者利益为中心，尊重患者的权利和选择，尤其是避免凭借其专业所长和当事人对相关信息的不知情在医疗时随意取舍。确立医生的告知义务，保护患方的知情权是合理分配医疗风险，公平保护医患双方的要求。虽然根据调查我们得知告知义务的履行情况尚可，然而作为一种在前期可以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发生的制度设计，应该是得到更好以及更加细致的实现。
3.证据问题
随着我国法制事业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民众学会了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新的《民事证据规则》中关于医疗纠纷中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引起了各方的讨论，尤其是医务人员的积极参与。他们普遍认为这样的规定并不能很好地起到解决纠纷的作用，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损害了双方的利益。因为医务人员的利益和病患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本次调研我们特别设计了几个相关的问题，想要从中发现目前在医疗纠纷中可能的争端指向何处。
(1)证据意识
从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出，社会大众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证据意识。如图表19所示，只有7.4%的人在诊疗的过程中忽略了证据的收集，虽然由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患方承担的举证责任很小，但是不是说因为这样就可以置自身利益于不顾；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的社会大众的证据意识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进，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很注重自身利益实现的问题，甚至有4.3%的患者可以做到全程记录诊疗护理行为。这样的做法虽然一时看来是有点费力，然而从长远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降低成本的做法，与其事到临头被动地等待鉴定结果，不如自己先做好防患于未然的工作。从该问随后的开放型问题的梳理也表明，大多数人已经开始意识到在就医过程中保护自己的权益，这是权利意识的觉醒，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公众不但有权利意识，而且有保护自己权利的证据意识。
病历资料
(2)病历问题的分析
在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中发现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病历。病历作为发生纠纷后的主要书面证据，在整个诉讼的解决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最具有争议的也是病历，往往双方当事人就病历的真伪要进行极为艰难的甄别工作；所以我们对此进行了特别的关注，最后调查的结果也很出乎我们的意料。如果说患方因为缺乏相关的知识背景对病历问题的认识肤浅尚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医务人员自身对此问题的模糊认识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书写病历对于一个医务人员而言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但是正因为这种习以为常才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疏忽，因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认识，真正从思想上重视，不要因为前期的不以为然而加大后期的成本。
提供病历上的分歧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到，正确地认识到应该向患方提供的是客观病历的在医务人员中是占主流，但是还是有个别工作人员对于此基本问题根本没有清楚的认识，甚至医务人员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认为应该向患者全面提供所有病历，更甚的是认为仅应提供主观病历。而相对于患者来说，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认为应该全面提供所有病历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从实际调研的过程来看，选择该选项的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对这一问题根本不够了解，只是因为在答案中有“全面”二字便简单地认为是最好的才进行了相应的选择。
另外对于具体病历的提供时间，医务人员和患方也是存在巨大的分歧。在患者看来“我不仅仅是病人也是权利的享有者，只要我提出相应的要求作为院方就应该满足我，因为提供病历是医院的义务”；但是在医务人员眼中，发生纠纷后“我再给你提供病历”这才是正常。
提供病历资料时间
病历问题的分析是最让我们感到棘手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医院内部制度的调查能不能达到我们调查的目的是很难评述的，不过最终证明我们的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从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中我们看出病历制度中存在的相关问题确实很多。尤其是57.2%的医院行政人员和70.2%的医务人员都认为病历的修改补正措施是有利于其展开工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