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看现场：3月1日，到事发现场，从被告丙起跳点与碰撞点距离看，直觉判断被告丙在救球时力度较大，有轻度过失。
（九）听取在校生意见：3月8日上午，与厦门大学的两位在校生（在本院从事法官助理工作）讨论本案，同学们言：要求篮球赛中的非职业球员在比赛的一刹那对行为是否有危险作出判断，是否过苛？另，学校对于校园内的学生活动，应有安全保障的义务。此为校园生活亲历者的意见，可参考。
（十）阅读法学著作：3月27日，越来越感觉过错的判断是一精细的法律问题，查阅王泽鉴先生《侵权行为法》一书，先生认为，判断一侵权人是否有过错，应考量侵权行为的危险性，对于危险性较小的行为，一般不应对行为人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联系本案，在常态下，篮球赛的旁观者对于球员的冲撞可予闪避（如本案站于原告身前的旁观群众均对被告学生的冲撞有效地进行了闪避）；另从实践看，此种冲撞造成的损害一般不大。因此，似可认定，学生之救球行为危险性较小，对其危险预见能力不能高要求。
（十一）调解工作：4月上旬，多次与被告乙代理人联系，建议该方拟定调解方案，迟迟未有答复，最后代理人告知，校方只有校长能对此事“拍板”，但校长公务繁忙，无暇顾及。调解工作只得作罢。
（十二）听取运动员意见：4月23日，电话征求一篮球运动员的意见，球员认为，比赛中，球员的眼光应在于其他球员及篮球上，而观众的眼光则在于场上球员，因此观众对人身安全的防范义务更大。这一观点似符合生活常理。
（十三）拟定判决书，庭长签发：4月26日，依原告、被告过错大小及原因力，确定原告、被告大学、被告学生对损害的承责比例分别为70%、25%、5%。庭长同意处理意见，签发判决，择日宣判。
法官角色评论
（一） 法典、学说、先前判决——法律人角色
回顾我的办案手记，我觉得自己首先是一个法律人。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的第一步工作是在制造一个“茧”，并将自己置身于“茧”壳之中。而“茧”之材料，包括法典、学说与习惯。
1.法典。本案中，当我看完原告的诉状后，直接把眼光注视到了原告起诉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1]：《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见办案手记之3）。审视它的内容，该条系规定一般侵权行为诸要件；进一步查找它在民法体系中的位置，发现该条位于债权—债权的成立—侵权行为之债的成立这一子目录中。研析该条，可知原告之诉求若欲成立，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构成要件，即被告具有主观过错、被告行为违法、原告产生损害后果、被告行为与原告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与四个法律要件与诉状陈述事实之间进行“上位规范与生活事实间来回穿梭的观察”[2]之工作流程后，我发现，本案的焦点应在于对各方的过错有无及大小作一判定。此为本案之法律焦点。该法律焦点可具体化为以下事实焦点：(1)原告甲进入校园的正当性、行人是否须经案发球场通过、被告丙救球时原告周围其他旁观学生的反应（以探明原告是否有过错及大小）；(2)事发时球场秩序是否正常及被告乙是否已履行维护义务（以探明被告乙是否有过错及大小）；(3)被告丙救球时起跳点与发生碰撞点距离、当时比赛情况（以探明被告丙是否有过错及大小）。透视以上的思维过程，始终是以法典为依托，从原告诉状中“未经加工的事实”作工作的起点，在案件事实与法条间穿梭，将“未经加工的事实”逐渐转化为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此为典型的法律人的思维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