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台湾地区1996年修订的《检察官参与民事及非讼事件实施要点》，对检察官参与民事及非讼事件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三、检察官参与民事及非讼事件，其属于第一审法院之程序者（含提起上诉及抗告），应由有管辖权之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办理。其属第二审法院之程序者（含提起第三审之上诉或再执告），应由有管辖权之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检察署检察官办理。”“七、检察官应本于公益，依职权或申请积极参与民事及非讼事件。”“八、检察官参与民事及非讼事件，得通知依法有提起诉讼或申请权或可提供证据之人员到场说明，但不受其意见之拘束。”“九、检察官基于人民或机关之申请参与民事及非讼事件时，应先了解其申请之事由及动机。对于依法有提起诉讼或申请权之人，并应了解其何以不自行向法院提起诉讼或申请，并得通知申请人到场说明。”“十、检察官参与民事及非讼事件时，应尊重被告或对人之法定权益。”申请并启动的非讼事件包括：选定或指定监护人、选任遗产管理人、死亡宣告、禁治产宣告、法人解散宣告、宣告终止收养等等。
与西方各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相比，我国对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规定是不够的。在我国，民事检察监督不仅是现行法律规定的司法权力体制使然，而且具有现实需要。司法不公现象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社会公共利益被忽视乃至被侵犯等等现象也将长期存在，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是理性的制度选择。
明确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必要性之后，需要讨论民事检察监督的定位问题。民事检察监督的定位是指民事检察监督的界限、程度问题。无庸讳言，现在存在一种令人深思的现象，面对法院系统极力缩小检察监督的空间，检察院系统总是在极力拓展检察监督的空间，争取更多的检察监督权，似乎这种权力越大越好。事实并非如此，检察监督权大到有违审判独立的程度，大到有违审判权的终极性的程度，其自身的合理性就会受到怀疑，甚至弊大于利，影响其存在的理性基础。我认为民事检察应当定位于“形式化”、“程序化”的监督，即“非实体化的监督”，只有如此，才能解释检察监督的合理性，才能解决诸多质疑，才能在检察权与审判权之间划一道界线，才能解释民事检察监督的价值所在。这是平衡检察权与审判权的支点。
所谓形式化、程序化的监督，是指通过启动程序实现监督，追求司法的形式公正，不应当在实体结果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有的检察院对法院的再审判决多次抗诉，这是没有必要的。民事检察监督不能指挥法官、左右法官，不能对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构成威胁。检察院可以提起和参与诉讼（后面论及），根据诉讼的外在瑕疵，可以对生效裁判进行抗诉，但是最终的判决结果即实体处理检察院应当充分尊重。这可能正是西方国家较少规定检察官对生效裁判进行抗诉的原因。从我国实际出发，我主张可以规定检察院对生效裁判的抗诉以一次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