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从诉讼客体回归到主体以来，基于对人权保障的反省和认识，被告人权利的维护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的焦点和核心，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已得到相应改善与强化，特别是随着辩护制度和证据规则的日益完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成为刑事诉讼的一极，并已初步具备了与国家追诉机关分庭抗礼的能力。但与之相比，法律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却呈现出种种缺憾，从而造成了国家独占刑事诉讼，被害人只能依附于公权力而存在，其合法权利被漠视，法律地位边缘化的局面。
虽然说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我国被害人诉讼地位在不断加强，如在刑事诉讼中已具有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并逐步获得了申请回避权、求偿权等一系列权利。但因相关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被害人权利保护仍旧不容乐观，与法律对被告人权益的重视相比，我国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仍旧滞后，并与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形成了巨大反差。如被害人无独立上诉权、无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国家补偿、知情权不足等问题凸显。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被害人被置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得不到帮助或者信息。因此，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出发，不能过分强调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需要重视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唯有如此，才能既严格恪守当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理念，又与被害人权利彰显的时代脉搏相契合。而在具体改革措施上，可以当下讨论热烈的恢复性司法为契机，在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完善刑事被害人诉讼代理制度、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措施方面进行努力，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进程有着种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首先，其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涉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嬗变[19]（第19页）。其次，它是一个艰辛的过程，鉴于我国法治后进型国家的现实，这种艰辛尤为明显：一方面，我们要实现刑事诉讼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应对现代法治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20]（第103页）。这就决定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同时，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必然进步和发展，其一旦开始就不可能被真正抑制，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有暂时的挫折和倒退，但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作者简介】
任华哲，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刘洋，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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