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这四个方面变化的结果，对于现代人而言，“自由”的内涵必然发生变化。古代人的政治参与是有实际重要性和现实可能性的，“在古代，每个人分享国家主权决不仅仅像我们今天那样是一个抽象的假定。每一个人的意志都有真正的影响：行使这种意志是一种真实的、不断重复的乐趣”。而在现代，个人在政治参与中的重要性和可能性都显著降低，在国土辽阔和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孤立个人的意志几乎不会在政治中产生任何影响，相反，商业社会却为个人自主地追求自身幸福敞开了大门，“文明的进步、时代的商业趋势，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却无限扩展并丰富了追求个人幸福的手段”。因此，“积极而持续地参与集体权力”的古代自由在现代既不可能亦不可欲，现代人已经不可能从名义上的对主权的参与中体会到自身的价值和乐趣，相反，现代人从对自己私人生活的支配中体会到幸福和乐趣，现代人必然“比古代人更为珍视自己的个人独立”，他们的自由必须是“由和平的享受与私人的独立构成的”。“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
至此，贡斯当明确地给出了“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定义，简言之，古代自由是对主权权力的分享，而现代自由是对私人幸福的制度保障。
通过这部分的二十个小节，演讲已经清晰地阐明了“两种自由之比较”的基本观点：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不是同一个东西，它们是两种内涵上完全不同的自由，而这两种不同的自由分别是由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各自不同的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所决定的。在古代城邦共和国，特定的生存条件决定了战争是城邦生存的基本内容，战争因此被结构在城邦的整个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公民个人与城邦处于一种不可分离的结合状态。城邦共和国的生存方式决定了即使在雅典那样富有商业精神和崇尚个人自由的政治体，最终仍不能逃脱古代世界的共同习性，贝壳放逐法的存在表明个人仍是高度隶属于政治结合的。
而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商业替代战争成为满足生存基本需求的手段和财富的主要获取形式，个人与政治体之间紧密结合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个人在政治结合中的重要性降低，同时，则被赋予了在政治结合之外的独立存在。战争导致政治结合是古代人的生存方式，这决定了古代人的自由就体现为对政治结合的参与，作为主权团体的成员分享主权权力；而商业是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政治结合因而是有限度的，个人在政治结合之外的独立存在是基本的社会事实，这表现为受到法律保护的不受干扰的个人生活空间
三、法国大革命的时代错置和古代制度的不可移植性
在分析完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差别之后，演讲转入对法国大革命病理的诊断。法国大革命引起的破坏性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对两个时代和两种自由之间的混淆。“在我们那场旷日持久且充满风暴的革命中，不少怀着良好意愿的人们由于未能分清这些区别而引发了无限的罪恶。”贡斯当举出了两位在大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的著作，一位是卢梭，一位是马布利神父，这两位作家“都未能认识到两千年的时间所导致的人的气质的变化”，因而犯了时代错置的错误。
贡斯当把卢梭称为“卓越的天才”，他试图“把属于另一世纪的社会权力与集体性主权移植到现代”，因此，尽管他“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而比卢梭走得更远，在道德上更为严苛，更需要为大革命的错误担责的是卢梭的后继者马布利神父，这位神父“误将社会机构的权威当作自由”，“他是这样一种制度的代表，该制度根据古代自由的教条，要求公民为了国家的主权而完全服从，要求个人为了民族的自由而被奴役”，他谴责人的独立性、憎恶个人自由，赞颂每一个压制个人自由的方法，希图法律完全深入个人生活的任一方面，对个人进行最严格的控制。
对古代和现代之间的差异有清楚的认识，尤其是，对于当今已经不可逆转地迈入现代这一点有清楚的认识，这并非易事。在后一点上，即使是大哲孟德斯鸠也未能成功地做到。孟德斯鸠认识到古今之间的差异，但是未能揭示这些差异真正的原因，他把这些差异归于共和制和君主制所造就的社会状况，未能认识到这些差异从根本上是在于古今之间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时代精神，因而，他也未能认识到当今已经处于和古代截然不同的“现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