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条件的对比之中，贡斯当着重强调了现代民族的生存状况决定了他们是商业民族。古代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如航海业技术），商业进步受到阻碍，古代的商业民族只是一种幸运的意外，商业本身也浸透了战争和敌对的气氛。而今天，商业是普遍的现象：
在今天，它是正常状态，是所有国家的惟一目标、普遍趋势与真正的生活。这些国家要求安定，要求舒适，要求能够提供舒适的工业。战争愈来愈不再是满足它们愿望的有效手段。战争的危害为个人提供的益处再也无法同和平的工作与有规则的交换所产生的结果媲美。对古代人而言，一场成功的战争既增加私人财富，也增加公共财富，增加他们所分享的奴隶、贡赋与土地。而对现代人而言，即使一场成功的战争，其代价毫无疑问也会超过其价值。
因此，可以断言，“一个商业代替战争的时代必然会到来”，今天的时代已经处在这一时代”。
第五，奴隶制不复存在，自由人必须从事所有职业，满足所有社会需求。
商业对战争的替代是所有这些差异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对于古代民族而言，他们的客观生活条件决定了战争是他们生活的基本内容，也是满足生存需求的主要手段。古代民族赖以生存的财富是“奴隶、贡赋与土地”，它们只能通过战争取得。而这种状况在现代发生了变化，由于航海业促进的商业进步以及工业的发展，战争已不再是满足财富需求的唯一方式或主要方式，通过和平的工业生产和商业交换，现代民族可以更好、更安全地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及财富积累欲望。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对于现代人日益成为得不偿失的危险负担。
贡斯当对于古代民族“战争作为主要生存方式和财富获取手段”的观察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中，明确地把包括战争在内的“广义的狩猎方式”作为城邦主要的“致富技术”，即获得维持城邦所必需的生活财富的手段，而把通过“交易”获取和积累财富看作是“非自然”的。[8]而土地和奴隶作为古代两种最主要的财富形式，就一个城邦共同体而言，也只能通过战争来获取和增长。相反，在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远距离贸易的增长及对工业的刺激，使得社会财富的主要形态已经发生了转变。贸易带来了以和平的方式不断扩展的新的财富可能性，而工业时代创造的工业产品和工业资本也在土地之外开辟了新的、乃至更为重要的财富形式（如股票、专利），即使对于国家而言，战争也已不再是获取财富的主要手段。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战争不再是可欲的，现代国家已经步入了商业时代。
这一观察和判断是深受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影响的。苏格兰启蒙学派总体上倾向于认为，商业的发育和成长是新的时代的标志，商业对人类生活所发生的塑造作用是比以往的社会形态更为可欲的。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苏格兰学派对于人类社会形态的四阶段理论上：人类社会可以分成狩猎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和商业社会四个阶段，文明社会的发展表现为一个自然生长的历史过程，商业社会是这一生长过程的顶点；如同个人要从婴幼儿迈入成人一样，人类社会也要从野蛮进入文明，而商业社会是文明社会发展的最高层次。[9]因此，当贡斯当说“一个商业代替战争的时代必然会到来。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一时代”时，潜在地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商业代替战争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今天的时代优于古代的标志。这一价值判断本身已经是非常“现代”的：在古代思想家那里，手工业被视为“贱业”，以交换作为获利手段和以财富本身作为追求目标是受到贬斥和鄙夷的，自由人的生活以追求包含“善德”在内的“幸福”作为目标，[10]一个商业社会本身是不可能受到推崇，被看成代表文明和进步的。
生存条件的改变以及商业取代战争带来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第一， 国家规模的扩大导致个人在政治参与中的重要性急剧降低。
第二， 奴隶制的废除消除了自由民的闲暇。
第三，商业是连续性的，不存在战争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可资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整段间歇，现代人只能专注于自己的个人性生活。
第四，商业使人们得以在无需依赖“权威”的情况下，按其所好地满足生活需求，从而激发了对个人独立的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