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斯当是法国大革命的同时代人，他1767年生于瑞士洛桑，在大革命之后到达巴黎，成为法国公民，一生经历了从法国大革命到拿破仑称帝、波旁王朝复辟及至覆灭的一系列历史事件。[3]和那个时代的众多思想家一样，贡斯当不是一个今天专业分工体制下的专业“知识分子”，更是一个积极投身公共生活和政治事业的政治人物。从拿破仑执政初期他就开始了在法国的政治生涯，他曾作为拿破仑帝政的反对派被逐出保民院，也曾为百日政府起草过宪法补充条例，在波旁王朝复辟之后，他以议会反对派领袖的身份在法国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为七月革命做出了巨大努力。1830年11月他去世，法国为他举行了国葬。
作为政治事业直接而热切的投身者，贡斯当对政治理论的关注和写作不是“哲学性”的，而是始终着眼于大革命之后法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状况，从大革命带来的破坏性政治后果中思索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力图将大革命的经验纳入法国革命后的政制重建。他年轻时曾游学爱丁堡，有机会亲身观察英国作为“先进政治社会”的政治架构和实践运作，并在那里深受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影响，这两者后来构成他思考法国大革命和法国政制的重要参照系和智识渊源。[4]
贯穿贡斯当毕生思考的一条主要线索就是古代和现代之间的对比。[5]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已经认知到自身处于一个和古典完全不同的社会之中，并逐渐对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特性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依照古代世界自身的条件来理解古代文化，并带着一种“新”的社会和文化条件的自觉来评判古代，看待“当今”和古代之间的差异，逐渐形成为一种智识风尚。[6]这种风尚在苏格兰启蒙学派得到发扬，也影响到大革命时期的法国。[7]作为一个深受苏格兰学派影响的大革命政治人物，贡斯当清楚地意识到法国和欧洲已经处于一个与古代完全不同的新时代，法国大革命的破坏性后果至少部分需要从这个全新的时代特征加以理解，为此，贡斯当致力于对古代世界和现代世界的社会条件及其在政治结构上的后果和表现进行比较，以说明大革命的错误在于把古代世界的政治结构移加到社会条件已完全变化的现代世界，从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现代世界需要与其自身的社会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结构，这就是个人自由与代议制。这一思考集中凝炼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这篇著名演讲之中。
一、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对比
《自由之比较》全文共74个小节，大致可以分作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13节，对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形态和内涵进行对比；第二部分为第14-34节，阐述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差别的根源；第三部分为第35-42节，对大革命时代错置的错误作出诊断；第四部分为第43-55节，说明单个的古代制度移植到现代也会产生压制自由的效果；第五部分为第56-74节，讨论两种自由在现代的关系。
演讲开篇三个小节就交待了整个演讲的主旨和中心内容。第一句话开门见山，直陈演讲的主题是要提请人们注意一个此前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重要问题，即两种类型自由之间的不同。在同一个“自由”的语词之下，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由，一种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另一种是现代民族的自由。比较和彰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由对于当时的法国政治具有两个方面的迫切意义：第一，认清这两种类型自由之间的混淆需要为法国大革命的破坏性后果负责；第二，认清代议制并非古代政体，而是与现代自由相适应的现代政体。
这三节文字表明，关切古今自由对比的主旨是对大革命的病理诊断，大革命事与愿违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引领风潮的历史人物缺乏对于“现代”的时代感，未能对“现代”的特性及其要求有清楚的认知，从而犯了时代错置的错误。一方面，大革命仍然抱有古代自由的幻想，希望在法国再现古代自由，从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另一方面，大革命试图建立的代议制却是一种现代的政府形式，是与现代自由相适应的政体制度。
接下去三小节简要分析了当时的政治讨论较常援引的三个政体：斯巴达、高卢和罗马，指出在前两种政体中政治权力都是整体性的、无限的，与代议制政体相悖，而罗马也仅有代议制的微弱痕迹，这些政体中都不存在代议制的前驱。继而指出，代议制不是古代制度，它所保障的是现代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