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拓展中国式的减排渠道。基于这样的国情：我国在很长的时间内，煤等矿物能源仍然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处于优势的地位，故应开拓减排的方式，在继续新能源的生产和开拓的同时，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把眼光放到其他领域。如在2007年，我国就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一方面抓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一方面抓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根据自身的国情，做出了加强水利建设，改变国土水循环系统；通过植树造林，提高植被覆盖，增加“碳汇”以减少排放；同时，造林也提高防治自然灾害能力和加强自然灾害的预报、预测能力等措施。这些针对中国国情的措施的制定和运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有可行性，或许也能转移西方国家的注意力。
（三）提高政府对能源管制的能力。不论是低碳经济的实施，还是能源立法的政策性推行，都必须依靠政府的管制。因此，政府的管制方式、水平就决定能源使用的效率。纵观世界各国，不管是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是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对能源实行严格的管制，像美国这样的自由经济体，其对能源的管制力度比任何国家都严格，关键是其管制的水平比较高，出问题较少。我国的问题是管制水平落后，因而需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来规范政府的行为，以保证管制的力度和公正。
（四）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它是国际关系的起点和终点。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条约和法规，只是作为各种国家利益诉求的表现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基于这些因素来理解这些法律、法规的变化。才能把握好能源立法的正确走向。这样才能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
陈廷辉 ，男，汉族，中共党员，1965年10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8级环境资源法博士研究生。
【注释】 林灿玲.国家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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