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追究制实际运行状况探析
贺日开;贺岩
【摘要】我国法院系统推行错案追究制以来，虽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在实际运行中产生了种种迷误，并给审判工作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使得这项制度获得的总体评价是弊大于利，而且它也不具备完善的价值。因此，应当将错案追究制并入法官惩戒制，从而完善法官惩戒制度。
【关键词】违法审判；错案追究制；法官惩戒制；司法改革
【全文】
为了提高办案质量，消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1990年秦皇岛市法院系统率先试行错案追究制，此后，各地法院纷纷效仿，错案追究逐步在全国法院系统得到推广。1998年9月3日和7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追究办法》）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处分办法》），将错案追究作为一项正式制度确立下来，并在全国各级法院全面推行。应当承认，错案追究制的实行，对增强法官的责任心，促进法官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和办案水平，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时至今日，这项制度实际运行的效果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原有的制度设计目的？它在运行过程中是否产生了设计制度时所未预料到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当作如何评价？这项制度有无继续存在的价值？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它该向何处去？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最近深入到法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研。[3]
一、错案追究制运行中的迷误
错案追究制在收获上述积极效果的同时，它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迷误，使这项制度发生严重变形。这些迷误和变形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错案追究，各自为政。错案追究在试点的初期，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只能靠各试点法院摸索着进行，各地法院推出一些有自己特色的做法也属正常现象。然而，自1998年9月3日和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发布了《追究办法》和《处分办法》两个文件以后，错案追究就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制度，必须在全国的法院系统得到统一贯彻实施。但是，这项正式的制度运行了4年多以后，我们发现，各地法院在贯彻实施时，仍然是各有各的招。在对错案的理解和界定、错案的追究范围、承担责任的方式等方面，基本上是各个法院都自搞一套，从而导致这项制度在各个法院的运行状况极不平衡，对于相似的错案，有的法院追究，有的法院不予追究：有的法官被追究较轻的责任，有的法官却被追究较重的责任。这种混乱局面，不仅有损于这项制度的严肃性和统一性，而且还大大影响了制度设计功能的发挥。
扩大追究范围，法外施罚。最高人民法院《追究办法》追究的是法官违法审判的行为，《处分办法》则是对应予以追究的违法审判行为，给予警告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前者是规定“罪名”的，后者是规定“量刑”的。根据“罪刑法定”或“处罚法定”的原则，《追究办法》以外的行为是不应追究的。然而，实践中有不少法院却将法官责任的追究范围予以扩大，层层加码。[4]在承担责任的方式上，有的法院也超出了《追究办法》所规定的几种形式。《追究办法》第32条规定：对情节轻微的违法审判行为，责令有关责任人作出检查或者通报批评；对情节较重，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依照《处分办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处分。但是，有的法院却在这法定的“处罚”形式之外，另设“罚种”。比如某法院规定：凡承担违法审判责任的，除了按上述两个《办法》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外，还要取消责任人当年目标管理奖，并且两年内不得晋级晋职，责任人是审判长（独任审判员）的免去资格等；承担错案重大责任的，责任人除在全院干警大会上作检查外，还须停职待岗6个月，停职待岗期间不发岗位津贴等等。[5]这样一来，一个办错了案的法官，除了要承担《追究办法》所规定的违法审判责任外，还要承担更为严格的错案责任和质量瑕疵责任：除了要受到《处分办法》所规定的纪律处分外，还会受到经济、荣誉和名誉等多方面的不利后果影响。此种做法直接违反了《法官法》第8条第3项的规定，侵犯了法官的权利，造成法外施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