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看到，在辩诉交易产生和发展的各项动因之中，沉默权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单就此二者的关系来讲，辩诉交易犹如沉默权的缓冲器，它在不危及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前提之下，为他们放弃沉默提供了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理由，从而大大缓解了控诉方的负担。我们甚至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大致的估计：一个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越发达，沉默权的充分性也就越高；如果缺少了辩诉交易的缓冲作用，在犯罪形势日趋严峻的时候，沉默权很可能不得不做出相当程度的让步。英国1994年的《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在沉默权问题上的大倒退，究其原因，除了来自北爱尔兰共和军恐怖主义犯罪的压力之外，恐怕与其辩诉交易制度的限制不无关系。有鉴于此，在中国这样一个侦查手段相对落后，对口供依赖性较大的现实条件之下，如果要确立沉默权，就需要相应地引进辩诉交易。
然而，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并不享有保持沉默的法定权利。如果说在中国确立沉默权仍然任重道远的话，那么关于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构想在这条路上就已经走得更远了。[2]相对于参加辩诉交易而言，保持沉默无疑是被告人的一项更为基本的权利，它是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被告人与控诉方进行辩诉交易的一个最有利的资本。如果这一资本缺失，辩诉交易要么无法真正开展起来，要么会丧失其必要的平等性和自愿性，最终仅仅沦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所以，在研究中国如何引进辩诉交易的时候，有必要回过头来对沉默权的问题作一番探讨。
二、我国法律规则与沉默权、辩诉交易不兼容的主要体现及分析
我国刑事规则中，不仅没有明确设定沉默权、辩诉交易，而且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内容，有些内容虽然具有形式的相似性，但是存在质的差别：
1.被告人如实回答审讯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显然，这一款规定直接否定了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权利。当然，也有人认为，根据这一规定，被告人在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上是享有沉默权的，但是这种说法毫无意义。因为法律并未明确划定某一问题是否与案件有关的解释权之归属，事实上只能由审讯人员来解释，这样一来，只要是审讯人员问到的问题，就都与案件有关，被告人都必须如实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