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程序正义理论价值
“价值”是一个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概念。从始源意义来看，价值经常被界定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或客体的有用性。事务的价值性体现出事务作为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子系统，它是指“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积极意义或有用性。”{7}（p.115）程序正义原则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因素，它对过程道德性的追求，对于法治现代化建设有着突出的贡献。具体到刑事诉讼中，它尤其表现在对现代辩护制度和公正审判权的确立居功至伟。
1.程序正义与辩护权
程序正义强调对过程价值的追求，强调程序本身的独特价值。它要求在刑事诉讼中，要贯彻正义的理念。罗尔斯对正义原则做了阐释，他提炼出正义的两个原则。其一是在一有关平等之基本自由完全充分的图式——该图式是与所有人都享有自由的类似的图式内容的——中，每一个人都享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其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使各种职业和职位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必须最有利于最不利的社会成员{8}（p.308）。
刑事诉讼中正义原则就是要求在追求平等的基础上要从处于最不利地位的被追诉人利益出发，它不仅要求诉讼结果的公正，更重要的是要保证诉讼过程的公正，西方社会有句法谚：“正义必须实现，还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强调的就是过程的公正性。为实现诉讼过程的公正，国家有义务建立和健全维护被追诉人的保障制度，从而保证被追诉人积极参与诉讼，通过交涉的过程，获悉与自己有关的信息，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通过自己的参与对于诉讼的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但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追诉人基于自己的被追诉地位，不可能充分参与诉讼，普通的被追诉人薄弱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意思沟通能力就成了能否维护自己诉讼权利的关键所在，即使是熟悉法律的被追诉人当其面对强大追诉机关的时候，特别是当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之时，恐怕也难准确作出正确的判断。他必须借助于深谙法律的辩护律师的帮助，才能对诉讼施加影响。辩护律师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辩护制度也是保障被追诉人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辩护权是被追诉人诸多权利的保障。确立和完善辩护制度是对追诉权力行使控制的最低要求，也是衡量司法正义的一个重要标准。依据程序正义原则，刑事诉讼要求辩护权要及时、有效，要贯彻整个刑事诉讼始终，特别是侦查处于秘密之下的大陆法系及其他国家。律师及时介入，可有效地遏制追诉权力的滥用，防止刑事诉讼中侵害人权现象的发生，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的帮助和道义的支持，从而维护被追诉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以及财产权，维护程序正义。从辩护角度来看，现代意义上的辩护并不以法律为理所当然。它运用完备的法律分析方法，其目的是：极力主张使用一项规则而非另一项规则，证明某种解释是正当的，以及作出有利于自身的事实重构。因此，它鼓励坚持己见和探寻对公认权威的批判，以期实现把一种变化的动力注入法律秩序，并形成对法律灵活回应各种新的问题和需要的期待{9}（p.80），在坚持自己诉讼主张基础上，进而影响立法正义性，从而促进程序正义的实现。
2.程序正义与公正审判权
“公正审判权”这一概念在国际人权法中的出现源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0}（p.82），此后，在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中，公正审判权的内涵得以扩展——无罪推定原则被纳入其中，同时确立了受刑事指控者起诉后所拥有的最低的人权保障。受本条所保护的那些权利在公约体系中占据着一种核心地位{11}（p.139）。公约第6条的保护始于一个人被控某种刑事违法行为之时，欧洲人权法院已经把出于公约第6条第1款目的“起诉”界定为：“由有权能的部门就一项断言给予某个个人的官方通知：该项断言的内容为他已经犯下某种刑事违法行为。”然而，这种“起诉”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采取其它措施的形式：这些措施带有这样一项断言的暗示性含义，并且同样相当大地影响了有关嫌疑人的状况。”[8]1966年美洲人权公约第8条进一步加强了对公正审判权的规定{12}（p.3）。此后，在世界范围内，公正审判权已成为民主法治社会中公民所享有的一项重要人权。它标示着国家对犯罪的追诉和惩罚应以保障被追诉人的公正审判权为前提，换言之，现代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旨在防止由于公共权力的专横和滥用而产生的侵害{12}（p.5）。公正审判权从其理论依据来看源于英美法中“法律正当程序”，[9]其它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尽管没有“法律正当程序”之表述，但“法治原则”、“程序公正”原则也得到尊崇，程序被置于法律中心地位。[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