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据当事人的需求，不断完善诉讼程序
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我国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往往把诉讼法单纯地看作是实现实体权利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其独立价值被忽视，公正成为“实体、结果公正”的代名词，这种程序工具论的观点，使司法程序缺乏约束力、刚性，甚至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对于法院与法官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只要认为没有影响到实体权利，就不予追究。这无形中“践踏了当事人诉讼程序中的应有权利，牺牲了程序正义，那么即使获得了实体公正，它所实现的司法公正也是不健全的，是以失去程序公正为代价的。”[7]然而，实质上程序是具有其独立价值的，程序是司法权运行的制度空间，程序展开的过程就是司法权的运作过程。“司法运行过程廉洁、高效、公正，使公众相信裁判不是任意性的产物，而是看得见的公正，从而实现司法是社会救济的最后一种手段的功能，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利益。”[8]因此，为给当事人一个公平无偏私的解纷环境，保障其程序利益，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应当注重诉讼程序的建构，对法院、法官、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规定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此外，基于人的趋利性，人往往会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个人通常会“选择能提供他的个性、事实、一般要求和具体环境的最佳可能结合的程序，即是说，根据三种要素（特殊事实、一般要求和具体环境），他必须以最高的价值输入进行决策，并使之运转。”[9]当然，对诉讼程序的要求也不例外。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纠纷类型越来越趋于复杂化、新型化。基于此，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应当在制定一部较为精密的程序规则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案件类型，考虑当事人的多元化的需求，设计出相应的诉讼程序来供当事人选择。首先，要求诉讼程序规则必须规范化、透明化、简便易懂，便于当事人通晓。其次，诉讼程序的运行应当便利当事人参与，体现人性化的设置。如设置假日简易法庭，来便利因正常办公时间无法到庭的当事人，以及对节假日期间发生的简单案件及时进行审理。再次，根据案件情况，对诉讼程序进行繁简分流。就如苏永钦教授所言：“现代司法首重程序，但程序可以无限度地周延化，法律的资源却十分有限，因此要消化不断涌入的案件，大案大办，小案小办，就变成提高程序效力的不二法门。”[10]故对于事实清晰、争议标的额较小案件，在普通程序之外，可适用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来解决，以此使案件能得到快速、高效、低投入地处理，以及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配置。最后，根据案件的性质，设置不同的程序。像公益诉讼、人事诉讼、票据诉讼、股东代位诉讼、非讼程序等都不同于一般的财产诉讼程序的特点，具有自己独特的诉讼目标，因此，对于这些案件，也应当设计出适合其特点的程序，来满足当事人的不同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