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时期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按照近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来安排国家司法体制，规定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的法官组成；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建构了法官终身任职制度，规定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辞职。[13]因此，伴随着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一个带有“西方化”色彩的司法制度开始出现在近代中国法律文化体系之中。
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当代全球化运动，乃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在这一新的时代进程中，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变化，全球网络的逐步形成，正在把各个市场主体带入一个“无疆界的市场”。扑面而来的全球化浪潮，正在相当的程度上促进全球经济与社会活动的一体化进程，从而引发全球法律与司法发展进程的重构。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正在重新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面临着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严峻课题，也在经历着重构法律与司法制度的历史性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法院改革即已开始酝酿。不过，那时的法院改革大体上涉及推行公开开庭、改进合议庭工作、注重审判工作监督、加强案例指导等方面[14]。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法院改革开始在更加广泛的背景下和更大的范围内逐步展开，由此形成法院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法院改革的主要领域集中在审判方式改革方面。最高法院先后制定了《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1993年11月16日）、《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1993年11月16日）、《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1994年3月21日）、《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1997年4月21日）、《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规定》（1998年7月6日）等等规范性文件，积极推进审判方式改革。1996年，最高法院召开了全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内容和基本要求。这一时期审判方式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逐步改变职权主义的庭审模式，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开庭审理的功能；强化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及时处理一般经济纠纷；简化诉讼程序，减少诉讼消耗，以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加强调解工作，凡是能够调解的，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等等。[15]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法院人事制度改革也开始启动[16]。其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乃是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1995年2月28日）。这部法官法从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出发，对法官的职责、义务和权利、条件、任免等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从而拉开了当代中国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序幕[17]。
199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并且强调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改革纲要》），当代中国的法院改革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一时期，法院改革主要在内部层面上全方位展开。《改革纲要》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法院改革的目标与原则，提出了三十九项具体的改革任务，涉及审判方式改革、审判组织改革、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法院办公现代化建设、审判监督和社会监督机制、法院深层次改革之探索等七大领域，成为指导法院改革的重要文献。
五年来，当代中国的法院改革波澜壮阔，蓬勃展开。审判方式改革在前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重在完善运行机制，加强制度建设，成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最为活跃、效果较为显著的领域[18]。诸如，推行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和审监分立等“三个分立”，建立和完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形成确保司法公正的审判运行机制；继续完善并且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不仅一审案件基本上实现了开庭审理，而且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的比例也在明显提高；建立民事诉讼证据制度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深化民商事审判方式改革，行政审判方式改革亦日趋活跃；审判监督制度改革逐步展开，力图实现从无限申诉到有限申诉、从无限再审到有限再审的转变；此外，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明显加快，裁判文书愈益成为法院向社会展示司法公正的有效载体，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