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提倡人民法院对于行政案件的“协调和解”进行“积极探索”，只能会助长法院不依法办事的倾向，更严重的是，法院可以将法律抛弃在一边，为了所谓的“社会效果”，而积极地去进行“协调和解”，从而达到原告撤诉的目的。比如，根据各地法院的“协调和解”实践的情况和一些法院“协调和解”的规定，法院在诉讼的任何程序、任何阶段都可以“协调和解”，而相应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裁判应当如何对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出台时，该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意见》设计了许多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制度，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此次出台的《意见》的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关于协调结案的方式。行政案件除了单独提起的行政赔偿案件以外，人民法院不得制作调解书并以调解的方式结案，而且，二审或者再审程序中，通过协调，原告申请撤诉，应如何结案，目前法律没有作出相应规定。《意见》规定，法院可用裁定撤销原审裁判，以准许一审原告撤回起诉的方式结案，既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也方便了当事人。据悉，近年来省法院对于二审行政案件协调和解的，均采用这种方式结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二是关于和解协议的落实。由于行政案件通过协调达成的协议无法像民事审判一样，用调解书的形式将协议的内容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确定下来，因而和解协议主要靠各方自觉履行，目前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旦当事人任何一方反悔不履行和解协议，法院不能强制执行，容易形成尴尬局面”，所以，“《意见》强调各级法院在送达裁定书之前要慎重考虑协议的履行情况，尽可能促使协议各方在送达裁定书之前履行完毕各自的义务，以实现协调的最终成效”。对于上述这段介绍，笔者不禁产生疑问，第一，一个理应依法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进行规范的诉讼制度，一个省的高级人民法院有必要进行“全新的尝试”吗？而且，它设计“许多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制度”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第二，《行政诉讼法》和《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申请撤诉以及审查撤诉申请并作出是否准予撤诉的裁定，应当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当判决已经作出甚至生效（如在再审程序中），对原审起诉行为的撤诉就不可能存在，而广东高院却规定“法院可用裁定撤销原审裁判，以准许一审原告撤回起诉的方式结案”，还认为“既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也方便了当事人”，不知其这种规定和认识的法律依据何在？第三，对于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由于和解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旦当事人任何一方反悔不履行和解协议，法院不能强制执行，容易形成尴尬局面”倒是道出了“协调和解”最关键的尴尬问题，也反映了目前的协调和解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处于的矛盾境地。然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和解暂行规定》倒是“积极探索”了这一问题，该规定将行政争议已经得到妥善解决作为法院和解结案的前提条件，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了和解协议，但在法定审限内无法履行完毕的，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案件，给予一定的履行期限，力争在诉讼阶段履行完毕，到期仍然无法履行的，恢复诉讼，及时作出裁判。对于行政诉讼和解结案的方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和解暂行规定》规定，和解结案的方式一般采用裁定准予撤诉或撤回再审申请的形式，同时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裁定理由部分载明和解协议的内容，明确被诉行政行为不再执行。同时规定，对于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坚持不撤诉或撤回再审申请的，法院可以裁定终结诉讼，并在裁定理由部分载明和解协议的内容，明确原裁判意见不再执行。[16] 笔者同样质疑上述规定的法律依据，因为《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2条所规定的终结诉讼的情形并不包括上述情况，更不存在可以“在裁定理由部分载明和解协议的内容，明确原裁判意见不再执行”的终结诉讼裁定。以上足以说明各地法院在“协调和解”问题上的各行其是，有很多与法律不相符合的情形存在。究其原因，就是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地法院“积极探索”的结果。我国是法制统一的国家，诉讼制度是国家重要的法律制度，如果都允许各地的法院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对诉讼制度“积极探索”，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何在？人民法院“积极探索”行政案件的“协调和解”机制征求过人大的意见吗？令人遗憾的是，自人民法院强调“积极探索”行政案件的“协调和解”机制至今，我们没有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有任何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