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律法要求刑官以“行文”形式请求临近省份督抚协助缉捕人犯，接到请求侦查协作的“详文”，相邻州县的官吏必须配合行动，否则将导致严重后果的责任官吏“交部照例议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刑事司法协作的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移送也是依据一定的规则而行：后逮系从先逮系、轻罪从重罪、少罪从多罪、后罪从先罪。这以《唐律疏议》的规则最为典型：[46]
诸鞠狱官，囚徒伴在他所者，听移送先系处并论之。谓轻从重。若轻重等，少从多。多少等，后从先。若禁处相去百里外者，各从事发处断之。违者，杖一百。若违法移囚，即令当处受而推之，申所管属推劾。若囚至不受及受而不中者，亦与移囚罪同。
【作者简介】
倪铁，单位为华东政法大学。
【注释】《周礼·秋官·小司寇》。
《礼记·月令第六》。
参见沈加本：《历代
刑法考·寄簃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13页。
《九章律》是汉代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是汉开国功臣萧何在《法经》六篇基础上，吸收秦律大部分内容，增加户、厩、兴三篇，合为九篇，故称《九章律》。它对于秦律中的捕、囚等专章侦查法规没有变得。
《晋书·刑罚志》。
《唐律疏议·断狱》，第476条，“讯囚察辞理”。
《唐律疏议·断狱》，第476条，“讯囚察辞理”。
《唐律疏议·断狱》，第482条，“诸决罚不如法”条。
宋慈：《洗冤集录今译》，罗时润、田一民译释，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143页。
本处之“务实”，非指传统侦查措施注重实效，而是指传统侦查措施的采取以“实事求是”为其运作之原则，其务必本于案件事实，而这又是“据证”而为，此即传统侦查措施之“务实”原则。
《礼记·月令》。
当然，在侦查取证的这一历史发展时期中，仍然还存在一些通过“水审”“火审”等神明裁判法来获取某些证据，但其已经慢慢趋于没落。对人证和物证的侦查取证手段比重逐渐上升。
《汉书·赵广汉传》。
《魏书·刑罚志》。
《隋书·裴政传》。
王立民：《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隋书·元褒传》。
郑克：《折狱龟鉴译注》，刘俊文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页。
希腊先贤赫拉克利特最早使用“逻辑”，他用logos来指称必然推理规则，它是语言中体现的“客观次序”。
《晋书·刑罚志》。
《隋书·裴政传》。此案发于隋朝开皇年间，裴政上奏的背景是：（东宫）右庶子刘荣，性甚专固。时武职交番，通事舍人赵元恺作辞见帐，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荣语元恺云：“但尔口奏，不须造帐。”及奏，太子问曰：“名帐安在？”元恺曰：“禀承刘荣，不听造帐。”太子即以诘荣，荣便拒讳，云“无此语”。太子付（裴）政推问。未及奏状，有附荣者先言于太子曰：“政欲陷荣，推事不实。”太子召责之。
郑克：《折狱龟鉴译注》，刘俊文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7-70页。
《宋史·陈襄传》。
宋慈：《洗冤集录今译》，罗时润、田一民译释，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宋慈：《洗冤集录今译》，罗时润、田一民译释，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大清律例·刑律·断狱（下）》，第412条，“检验尸伤不以实”条，条例第六。
《学治臆说》，第218页。
参见米歇尔·福柯著：《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6页。
赵晓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一贯强调行刑的及时迅速，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公案”文学形象——宋时开封府尹包拯，他备有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三口铜铡，判刑后即刻行刑，高效之至。
《明史·张淳传》。
《唐律疏议·斗讼》，第360条，“强盗杀人不告主司”条。
《大清律例·刑律·诉讼》，第334条，“告状不受理”条。
《钦颁州县事宜》，第117页。
《唐律疏议·斗讼》，第340条，“知谋反逆叛不告”条。
《大清律例·刑律·捕亡》，第394条，“盗贼捕限”条。
《大清律例·刑律·捕亡》，第394条，“盗贼捕限”条，附例第一。
《清史稿·职官志一》。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
《后汉书·皇甫规传》。
《清史稿·武亿传》。
《宋史·吕午传》。
陈抱成：《白话二十五史·缉捕推勘术》，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宋慈：《洗冤集录今译》，罗时润、田一民译释，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宋慈：《洗冤集录今译》，罗时润、田一民译释，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207页。
《唐律疏议·断狱》，第481条，“囚徒伴移送并论”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