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民间收债人就是一位典型的私人执法者。基于违约或侵权行为，受害者不诉请法院解决，而是自愿提供报酬雇佣私人执法者，请求民间收债人强制执行。在私人执法的过程中，收债人扮演了裁判者和强制执行者的双重角色。
5.非中心化
与控制者等方面的特征相关，私力救济是一种非中心化、高度分散、私人自行实施的社会控制模式。在许多场合，直接卷入纠纷的人们自己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除此之外别无他人。而在另一些场合，虽然一方或双方当事人都可以向一个由家人、朋友或甚至是情境性的熟人、旁观者组成的网络寻求帮助[50]，但这与具备指挥中心、命令链和法院的正式法律组织仍然区别甚大[51]。而公力救济是一种法律和国家中心的社会控制模式，甚至在刑事案件中，直接由国家这样的中心化组织进行调查和提出控告。
6.作用
私力救济在社会控制体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这一点可以通过上述社会控制及其类型分析而明确私力救济的定位，也可以通过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的关系加以说明。法律并非社会控制的唯一手段，甚至不一定是主要手段。纠纷解决和权利保障不仅可利用公力救济等正式制度，也可利用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如声誉、忠告、议论、嘲弄、斗殴、弥补（如道歉、送礼物）、调解等。布莱克提出，法律变化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其他社会控制较弱处，法律相对强大；反之，法律相对弱小[52]。同样，公力救济相对较弱之处，私力救济便盛行。法律会随着不同社会、同一社会的不同社区、不同场合而变化[53]，甚至同一天不同时刻的法律也不同[54]。私人之间的社会控制甚至会禁止法律本身[55]，正如私力救济的运用往往会抑制对公力救济的需求。私力救济对公力救济的替代可能会导致无需法律的秩序。法律是一种历史现象，而无需（正式）法律/政府的状态几乎见于所有社会。霍布斯式的理论认为秩序的构建是利维坦的工作，这显然夸大了政府和法律的作用。无数证据表明，法律并非维持社会秩序之核心，无需法律的社会不仅普遍存在且运行良好[56]。
【作者简介】
徐昕，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A. W.Small & G.E. Vicent , An Int 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Society , （New York ,1894） ,p. 328 ,参见A.B. Hillingshead ,“The Concept of Social Control ,”A 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vol. 6 no. 2 （1941） ,pp. 217 - 224.此外，如下文献详尽回顾了社会控制概念的演化：Morros Janowitz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Social Control,A 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1 （1975） ,pp. 82 - 108.
爱德华.罗斯.秦志勇，毛永政译.社会控制.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唐纳德.布莱克.唐越，苏力译.法律的运作行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5，6，149、151-152.
唐纳德.布莱克.唐越，苏力译.法律的运作行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5，6，149、151-152.
本表部分地参考，Robert C.Ellickson，OrderwithoutLaw：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1），p.131.当然，任何抽象的类型化都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导向片面和误解，如国家之外的社会控制也可能遵循法律的规则。
参见Jonathan R. Hay & Andrei Shleifer, “Private Enforcement of Public Laws : A Theory of Legal Refor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 no. 2（1998）,pp. 398 - 403.当然，他们针对俄罗斯黑社会盛行的状况，提出公共法律可交由黑社会执法的方案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黑社会之间的竞争会导致资源浪费和暴力充斥，但却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即法律可成为非正式机制所执行的规则。
唐纳德.布莱克.唐越，苏力译.法律的运作行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5，6，149、151-152.
马林诺夫斯基.原江译.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徐昕.为权利而自杀——转型中国农民工的以死抗争.二十一世纪（香港），2006，（4）.
自损行为有一定的危害性，法律不提倡，但除危害社会公益或他人利益（如战时自伤、以自损诈骗保险金、在公共场合爆炸、纵火等）外，法律通常也不予干涉，因为制裁对这种行为不起作用。如见王政勋：《正当行为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3-435页。
徐昕.论私力救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61-63，298-303，64-67.
同徐昕：《论私力救济》，第四章。
这些人虽更可能依附于一方当事人，但在纠纷过程中也往往会扮演了一种规范性的中间人角色。
Donald Black & M.P.Baumgartner,“On self2help in modern society ,”in Donald Blacked.,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olice ,（New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pp. 193 - 208.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组织结构中心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其社会控制就最具刑罚性和严厉性，而组织结构中心化程度最低的地方，其社会控制就最不具备刑罚性和严厉性。参见（美国）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108、115-116、118-121页。
这解释了为什么成人法一般要比青少年法更严厉，因为对青少年的社会控制更多。（美国）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在墨西哥农村，家庭控制更多的社区，婚姻纠纷很少上法庭；几乎所有社会的家庭控制都多于其他关系，故一般家庭纠纷较少诉诸法律。同上书，第125-126页。又如，私人场合的社会控制多于公共场合，法律少于公共场合。有自己保卫系统的组织以及朋友之间，法律也较少。同上书，第129页。
参见布莱克：《法律的动作行为》，第125-128页。“在任何人们密切关注他人的行为并随时批评和惩罚不轨者的场合中，法律都不太重要。”如在威尔士农村，亲属和邻居们不断互相评价，成群年轻人以用稻草堵烟囱、朝窗户里扔死鸟、朝身上掷牛粪或其他恶作剧来骚扰违犯者。在拉拉加的居民中，社会控制几乎等于法律。
比如，当人们入睡时，大多数社会控制松懈，法律则增加。同布莱克：《法律的动作行为》，第129页。
参见布莱克：《法律的动作行为》，第124页。如南非的佩迪人认为到白人法院打官司是“最大的背叛”，乌干达殖民地布尼奥罗人认为任何诉讼都“不友好”，现代美国商人们认为：“一个人不能急忙找律师？.因为他必须举止体面。”报警甚至与警察合作都可能是不轨行为。
徐昕.论私力救济.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61-63，298-303，64-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