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控制规则
私力救济所赖以实施的主要规则是实力对比或者合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私力救济无需遵循任何规范。私力救济在形式上具有非规范性，但就实质而言，它在不同程度上需遵循各种规范，不仅包括非正式规范，包括法律规范在内的正式规范。与之相应，私力救济多属于非正式社会控制，法律禁止、法律未规定亦未禁止的情形便属此类，但正当防卫、自助行为等法律允许的少数私力救济形式则属于正式社会控制。
私力救济通常被看作一种法律外的行为，但它绝非纯粹、孤立的私人行动，与法律毫无关联。私力救济是当事人不通过法律程序而依靠私人的力量解决纠纷，但在寻求私力救济时，人们可能会诉诸各种规范，包括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则，会有意无意地借助法律的力量。乔纳森·海、安德鲁·施莱佛提出，甚至黑社会也会选择执行国家制定的法律，因为国家法传播广泛，且长期执行一种公认的规则有助于增加知名度，确立其声誉，因此黑社会愿意选择执行国家制定的法律[47]。可以说，私力救济和私人执法有运用国家法的激励。法律为个人行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标准，在许多场合下，当事人是基于法律的背景知识而实行私力救济的。我所调查的民间收债人陈鸿强，在收债时除凭借实力和虚张声势之外，还会运用各种正统性资源，比如，通过诉诸有关欠债还钱的法律规定（尽管不知哪部法律、哪条哪款如此规定，但肯定有这样的条款）而强化自身的力量，最终实现权利救济之目的。可见，法律不只是抑制私力救济，也被作为一种知识运用于私力救济之中。法律规则影响着人们的行动，私力救济总是在法律阴影之下的救济[48]。
4.执法性质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执法权究竟属于国家抑或社会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何种执法模式符合最大化原则。因此，法律执行可分为公共执法和私人执法。公共执法指通过公共代理人（如警察、检察官、税务检查员）发现和制裁违法者。除公共执法外，私人在法律执行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如为公共机关提供信息，提起诉讼尤其是侵权诉讼，公司和其他私人组织实施内部规章，公共机关委托私人执法等。私力救济是一种以威慑和制约为核心的私人执法，具有威慑、制裁、导向等社会功能。而且，这种私人执法往往效率较高。调查和分析表明，私力救济的威慑会激励相互间的合作行为，导致债务人更多地选择合作，从而导向自发的和平、规范与秩序[49]。因此，私力救济者可视为私人执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