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纠纷的基本结构，日本学者千叶正士提炼了一个包括基本要素和关联要素两大方面的全面的分析框架[16]。第一，纠纷的基本要素：（1）纠纷关系人，包括当事人、纠纷的参加人（直接或间接帮助一方解纷的人）、纠纷的介入人（解纷第三人）；（2）纠纷对象，即当事人争执的对象；（3）纠纷行动，即双方为损害或防止对方损害而采取的行动，包括纠纷行为（通过实施积极或消极的行为意图损害对方的行动）、纠纷手段（为实施纠纷行为所采取的策略、战术、攻击防御武器等）、纠纷主张（向对方提出的具体要求）、纠纷的相互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影响，以及纠纷的社会影响）。第二，纠纷的关联要素：（1）纠纷的社会结构，按照美国法社会学家布莱克的解释，谁控告谁，谁处理纠纷，谁与纠纷相关，谁是双方可能的支持者，这些人的社会性质构成案件的社会结构[17]；（2）纠纷原因；（3）纠纷的社会价值；（4）纠纷解决机制。
在分析中国的纠纷及其解决状况，并由此评价社会和谐程度之前，还很有必要澄清纠纷与秩序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们对纠纷的基本观念影响其对待纠纷的态度，并决定其解决纠纷时采取何种方法。纠纷，长期以来被视为秩序的对立面，纠纷发生意味着对秩序的破坏，纠纷解决则表明新秩序的产生。结构功能主义就对纠纷持消极态度[18]。不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纠纷与秩序的观念逐渐走向辩证。一方面，纠纷的发生会打破既定的社会秩序，浪费资源，影响社会稳定，如群体性纠纷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就较大，因而需要建立适当的纠纷解决机制，制定完善的法律规则，以预防和化解纠纷。而另一方面，纠纷也具有积极功能。正如冲突论[19]所主张的，社会是充满矛盾的，一个社会存在错综复杂的纠纷可防止社会分裂和僵化，增进社会协调。纠纷可令仇恨在一定的范围内得以宣泄和释放，增强群体内部团结，促进适应环境的能力。纠纷还往往表明新的利益，暴露潜在的社会问题，从而推动社会变革。纠纷的解决将确认当事人权利的合法性，促使规则得以遵守，最终将融合不同价值观念和利益。所以“，应对秩序做动态的理解，纠纷内在于秩序之中。”[20]
社会和谐意味着社会稳定、均衡、有秩序。但秩序井然并不等于无纠纷。纠纷及其解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纠纷不断发生又通过各种方式加以解决。任何秩序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变动中的秩序，是纠纷不断产生但又不断得到合理化解的平衡。因此，评价纠纷及其解决的状况应主要考虑如下因素：纠纷的数量、频度、冲突的激烈程度如何；激烈的冲突能否有效预防和及时控制；各种纠纷在多大程度上可纳入解决范围，可司法纠纷的范围如何；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运作及效果怎样；社会是否有能力以适当的方式及时有效化解纠纷等。
（二）纠纷解决机制的类型
纠纷解决机制可从各种角度进行分类[21]。在中国，诉讼法学者一般认为，纠纷解决机制包括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三种。私力救济包括自决与和解，自决指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指双方相互妥协和让步，两者皆依自身力量解决争议，无需第三者参与，也不受任何规范制约。部分诉讼法学者把纠纷解决机制分为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两种。比如，有人主张，和解、调解、仲裁这些群众性解决办法基本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不具有法律强制性；而民事诉讼属于公力救济的范畴[22]。还有人把纠纷解决机制分为私人解决机制、共同体解决机制、社会解决机制和裁判解决机制。
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把纠纷解决的过程类型概括为两条基轴：一是合意性—决定性，并分为根据合意的纠纷解决（如和解、调解）和根据决定的纠纷解决（如审判、行政裁决）；二是状况性—规范性，并分为状况性纠纷解决（典型例子是国家间的纠纷解决，完全依靠实力的对比）和规范性纠纷解决（如审判）。上述区别是流动的，实际的纠纷过程通常是各种因素的混合，混合程序随纠纷当事者、利害关系者及社会一般成员的利益、力量对比等状况而不同[23]。川岛武宜将纠纷解决过程称为纠纷的社会过程，其形态主要包括：基于目标的实现而终结；基于排除或退出的终结；基于合意的终结。当纠纷的社会过程转化为程序过程后，即为纠纷的程序解决，可分为和解、妥协和第三者的裁定[24]。美国法学家约翰·格雷认为，社会提供的利益保护方法即纠纷解决机制大致有五种：自助；请求法院颁发禁令；请求法院判令损害赔偿；请求行政机关保护；刑法惩罚[25]。埃尔曼将纠纷解决的方法概括为两种：一是冲突的当事人通过协商自行确定后果，这并不排除作为调解人的第三人可能在协商中协助他们；二是将冲突交付裁决，这意味着一位理想的不偏不倚的第三人来决定争论者的哪方优胜；两种方式有时相互交叉[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