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在于当时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影响；官员、新型知识阶层所受的思想冲击。当时的清末改革具体达到什么样的一种情形，改革之后的政策具体如何来设计，这些问题在当时改革者——哪怕是最为主张的新型知识阶层看来，其实都是很不明确的。而在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承受了割地赔款的现实以及眼见邻国日本打败欧洲俄国之后，当时的清政府的努力方向明确应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如此一来，制定各式各样的立法便是大势所趋。同时这也说明，现代化的基本框架，比如市场经济和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各种法律制度具有普世性，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都可以佐证这样的经验事实。[38]
如果说我国向西方共同诉讼制度的学习开始于清末的话，[39]那么以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和1991年现行《民事诉讼法》为起点，我们接续上了这个学习的过程，我国法学的发展应该有传统上的积累和延续，方能有基础壮大自己。现如今，这个过程还在延续。
【作者简介】
王嘎利，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
【注释】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吕太郎：《民事诉讼之基本理论（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周一：《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0页。
Practor为罗马市的市政宫（首席法官，并拥有广泛的衡平管辖权）（罗马法用语）。参见彭金瑞：《最新英汉法律词典》，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859页。
也有称作“法定诉讼”“、程式诉讼”和“非常程序”的，参见周：《罗马法原论（下册）》，第927页。
在罗马法书面审理主义之下，诉讼行为基于当事人的合意，限于以传达当事人书状的方式为之，加之也有惯例或法律对原则性程序有详细规定，因此法官要想就每个当事人的每个诉讼妥当处置几乎不可能。
此处的牵连关系是指基于同一事实而权利义务归属于多数人的情形。参见冈彻：《普通法时代における共同诉讼理论の展开（一）》，民商法杂志第六十九卷，第六号，第945页。转引自吕太郎：《民事诉讼之基本理论（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
丘汉平：《罗马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日耳曼人在原来罗马帝国的地域上建立其各自的王国，如西哥特王国、勃艮第王国、伦巴德王国、法兰克王国等等。这些王国中制定的法典也有涉及到多数当事人的情形，如《西哥特法典》规定：在一方当事人的数量多于另一方而发生多数当事人的情形，双方应该挑选一定数量的当事人参与诉讼，那些被当事人挑选参与诉讼的人则应该是单独出庭，以免造成法庭的喧闹和混乱。参见The Visigothic Code（Forum Judicum）Book II.Title II.III.转引自李秀清：《日耳曼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07页。
13世纪以来，欧洲都市勃兴，商业发达，这称为日耳曼人继受注重个人权利和契约自由的罗马法的重要原因；而后来随着欧洲大陆成文法的完善逐渐发展遂成为罗马-日耳曼法系（也可称之为“大陆法系”、“民法法系”）。
李宜琛：《日耳曼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页。
兼子一、竹下守夫：《
民事诉讼法（新版）》，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07页。
中村英郎：《必要的共同诉讼における合一确定》，伊东乾、木川统一郎、中村英郎：《法学演习讲座：
民事诉讼法》，法学书院1971（昭和46年）年版，第54-165页。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0条（1877年公布、1879年施行、1950年重新颁行），参见萧榕：《世界著名法典选编?民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页。
吕太郎先生认为采行共同诉讼抗辩及附加传唤两种制度的结果，全体为共同原告及共同被告，就成为诉讼存在的条件，共同诉讼因而有严格的必要。参见吕太郎：《民事诉讼之基本理论（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依照附加传唤制度，法院必须依职权或当事人声请，传唤实体法上应为原告者，告其应以原告加入诉讼，否则，对该诉讼之结果即不得不服。
大致可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具体可参见吕太郎：《民事诉讼之基本理论（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7页。
《日本
民事诉讼法》第
62条（1890年公布、1891年施行），参见萧榕：《世界著名法典选编?民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页。
明朝太守况钟在宣德七年（1432）四月的奏疏中说，“臣复任之初，每日诉讼不下一千余人。置簿报名，每日分理一县，详其情状，多因怀挟私仇，或代人告状。且如因争土，欲行摭拾不干己事，牵告他人婚姻，烧劫人命等项，虚词攀连妻男子女百数十人，少则二、三十人。及致提对涉虚，虽加之以刑，怡然不顾，似此紊繁官府，负累良善。”参见况钟：《况太守集》卷8《请给通关勘合及禁词讼牵告奏》，吴奈夫等校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转引自吴奈夫：明代苏州的城市建设及其管理.《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扬州），2003（7）.清朝蓝鼎元根据自己的断案经验所著《蓝公案》中曾记载：“潮属词讼，好牵告多人相磨累以示武。或捏造花名，居奇网利，或行赂改匿，移向他人。盖讼师、蠹役乐此为利。”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号鹿洲，漳浦县赤岭人，清代知名学者，是一位对台湾历史有很大影响的官吏。在“改甲册”一案中，蓝氏惩罚了在甲册上作弊的人员，并对当事人数量作了规定，“自是作弊者稍敛。余亦严禁代书，不许牵告五名以上。而习俗为之一变矣。”
元典章.刑部15?状外不生余事（卷53）。
《元史.
刑法志》也规定：“诸诉讼本争事外，别生余事者，禁。”
张晋藩：《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44页。
明代律例汇编?刑律五?诉讼（卷22）.
张晋藩：《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44页。
佘自强：《治谱（卷四，词讼门）》，官箴书集成影印崇祯十二年呈祥馆重刊本，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212页。
黄六鸿，字思湖，江西新昌人（今江西宜丰县）。康熙九年（1670年）以举人为山东郯城县令，改河北东光县令。后入朝为谏官，寻致仕。《福惠全书》撰于康熙三十三年，刻于康熙三十八年。
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李渔：《论一切词讼》徐栋.牧令书卷19.2.
http：//www.zbsq.gov.cn/puwenhua/zazhu/09-2.htm，有学者对《葵阳笔记》的作者进行了考证，但究竟是蒲松龄抑或是赵燮元语焉不详。参见马振方.是否蒲松龄所作——庆应大学所藏十五种抄本真伪考议.淄博.蒲松龄研究，1995年纪念专号第1期，第37页。
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3，154页。
据考察，成为弃案的真正原因一是各地官员的反对，二是这部草案带有浓厚的英美法传统，与中华固有法制传统冲突太大。参见陈刚：《民事诉讼法制的现代化》。
修订法律馆：《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第二编第二章，第27页。
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第五卷）》，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17页。
同上。
此法在民国19年（1930年）2月26日先行公布第1条至第534条，民国20年（1931年）2月13日公布第535条至600条，民国21年（1932年）5月20日施行。参见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第65卷），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11-237页。
与1930年颁布的旧民诉法不同，旧民诉法规定，共同诉讼的数被告的普通审判籍不在同一法院管辖区域内的，得由其中一人普通审判籍所在地的法院管辖；而此法第20条规定，如果数被告有共同的特别审判籍，原告应即向该审判籍所在地之法院起诉，不得任意向某一被告普通审判籍所在地法院起诉，以免被告感觉路途遥远应诉不便。参见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005.条文内容参见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第65卷）.合肥：黄山书社，1999：181，212.
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在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初期，清政府认为中华帝国为文明之国，不适用化外之人所订立的《万国公法》，在后来列强瓜分中国之时，各国也以不适用为由排除了清政府的各项合法权益，因此，为了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突破这种不适用的情形，为自己立法便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参见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考察是对“大传统”——国家层面合法性重建的历史进程分析，而对“小传统”——民间社会的合法性构建并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大传统”与“小传统”合法性重建的具体分析，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