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谈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时，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决定》要求“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决定》在谈到社会法时，特别强调“完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劳动者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完善社会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为了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扭转过去片面追求公司营利最大化、GDP最大化的立法思路，进一步强调社会利益、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在公司法体系中的价值。如果公司法的历史使命仅仅在于谋求企业的短期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目标，并以牺牲社会稳定、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加速两极分化、制造社会冲突为代价，将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因此，公司法必须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范，切实构筑充分维护劳动者权益、消费者权益、环境利益、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体系，从而促进公司与社会的和谐、全面、可持续发展。从宏观上看，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一盘棋的重要内容。
（五）推动社会权实现的社会义务。
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人权中的社会权，尤其是消费者权利、劳动者权利更是紧密相连。公司社会责任与社会权要捍卫的最高价值是相同的。作为一个高度浓缩的概念，社会权指属于人权与基本自由范畴的各类体现社会正义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这里所说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十分广泛。既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公约》中列举的10项权利，也包括其他具有经济与社会权利特点的权利，如吃饭权、消费者权利、环境权和发展权。政治国家的力量固然强大，但能力毕竟有限。片面强调国家实现社会权的积极义务是不够的。这一点可以从一些西方国家在福利国家危机面前，纷纷削减社会福利预算开支的事实中得到印证。福利国家的发明为社会权的实现带来了福音，但福利国家所能保障的社会权是极为有限的，一般仅局限于社会保障权（包括失业救济金取得权），但无法确保公民的环境权、工作权、消费者权等。而公司在推动许多社会权的实现中大有可为，如保护公民的环境权、工作权、消费者权、劳动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从根本上解决失业、环保等社会问题。强化公司社会责任，推动社会权的进步，应当摆上21世纪人权界与商界的议事日程。当然，把公司社会责任与作为人权的社会权联系在一起，对于人权界与商界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