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司的社会性。
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司的社会性。公司作为投资者的逐利工具，当然具有营利性。但公司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更具有社会性。一些西方传统的经济学家先入为主地假定所有的人都是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经济人（economic person），然后推理出相应的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自然人既有动物性，也有社会性。同样，公司的营利性犹如自然人的自然性。在关注到无师自通的公司的营利性的同时，必须强化公司的社会性，体认到公司乃社会中的构成人员而已。公司既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受人尊重的公司必定是营利性与社会性兼顾的公司。只注重公司的营利性，而不注重公司的社会性，只能沦为富而不贵的公司。
对许多公司而言，追求营利最大化似乎是无师自通的行为准则。但是，片面强调公司营利性酿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如欺诈消费者、污染环境、虐待劳动者、坑害债权人、公司诚信度和社会信用度的整体沦丧等等。殊不知，公司既具有营利性，也具有社会性。既然公司具有社会性，就不能将公司利益仅仅还原为股东利益；相反，公司理应对其劳动者、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公司所在地的居民、自然环境和资源、国家安全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承担一定责任。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利益既相互对立，又辩证统一于公司利益基础之上。公司一旦因经营不善而关门解散，受损的不仅仅是股东，还有劳动者和债权人在内的一大批利益主体。股东与其他利益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决定了，对股东利益的合理制约和对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关怀，恰恰是保护股东利益的法律前提。
（二）公司的经济力量。
美国两位研究人员安德森和卡瓦那发表的10项伟大的研究结论表明，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100强中，51个是公司，国家只占49个。其中，日本的丰田公司强于挪威，通用公司强于丹麦。更为重要的是，公司经济力量的集中进一步加深了从公司扩张活动中受益的人群与非受益者之间的不平等。
权利、权力、义务与责任的性质意味着社会义务蕴涵于几乎所有的法律权利、法律权力或实际力量之中。所有权的社会化已成为当代物权法和财产法的核心特征之一。从1804年《法国民法典》到1896年《德国民法典》再到1986年中国《民法通则》的演变，可以发现社会义务或社会责任在诚实信用、公平正义原则的作用下，日益渗透私人所有权和私法自治的国际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