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要解决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情节严重”的问题，必须首先明确本罪中“情节严重”的属性。首先，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情节”是指定罪情节而非量刑情节，属于犯罪构成中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内容，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客观事实因素。而立法者之所以在成立犯罪的罪状中规定“情节严重”，在于明示本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当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其次，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的秘密性，即公民个人信息秘密的存在状态，非经公民个人允许与授权他人不得随意处置，认定相关实行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时，应当以公民个人信息秘密性被侵犯的程度为评价核心。
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和已有立法模式，并结合现有的司法经验和实践的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可以从行为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目的、非法获取行为的实施次数，以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等方面来认定“情节严重”。具体可分为两个梯次：第一，直接出售信息牟利或推销假冒伪劣产品、不法业务为目的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人出售信息牟利的行为将导致公民信息的进一步扩散，导致危害后果的横向扩展；而推销伪劣商品、不法业务则不仅侵害公民隐私，也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造成危害后果的纵向延伸。由于二者均具有主观目的上的非法性并由此构成潜在的严重后果，性质十分恶劣，因此只要实施获取行为即可构成本罪；若与其他犯罪形成牵连关系，则应择一重处罚。第二，在行为人不具有非法目的的情况下，应对情节进行量化，以行为人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次数或数量作为定罪依据：（1）多次实施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笔者认为，“多次”的界定应以三次以上为宜。（2）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0000条以上的。
【作者简介】
庄晓晶，单位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林洁，单位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白磊，单位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
【注释】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参见应云总：《刍议我国公民个人信息
刑法保护的立法完善》，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5期。
参见孟传香：《公民个人信息
刑法保护疑难问题研究》，载《法制与经济》，2009年第12期。
参见周海洋：《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理解与适用》，载《中国审判》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