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准当事人“法院之友”的个人和组织，其自身利益直接受法院判决的影响，他们在诉讼中的地位与一方当事人相似。例如，在一起有确定多数人的污染案件中，如果其中一人以原告人的身分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其他受污染的人就可以以“法院之友”的名义向法院递交书状。此时，这类“法院之友”的性质类似于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
个人、社会组织以及利益集团，虽然可分为中立的“法院之友”、与案件有利益关系的“法院之友”、准当事人地位的“法院之友”，但若与政府的“法院之友”相比，他们的共性是很明显的：
首先，联邦政府或州政府以“法院之友”的身分介入诉讼，事先无须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见，而且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政府的“法院之友”是惟一允许在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参与诉讼的；而个人、社会组织和利益集团，如果希望以“法院之友”的身分介入诉讼，事先必须征得双方当事人的书面同意。
其次，政府的“法院之友”介入诉讼的途径分为两种：主动申请、法院邀请。个人、社会组织以及利益集团介入诉讼的途径是：主动申请、一方当事人的动议。基于一方当事人的动议介入诉讼的“法院之友”，容易变成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例如，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中，上诉方的律师常常主动联系一些与被上诉方利益对立的“法院之友”递交书状。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之友”由最初“法院的朋友”变成“一方当事人的朋友”了。（注：See Furukawa. V.Honlulu Zoological soc''y,936 2d 643,654(Haw. 1997).）
再次，政府的“法院之友”书状的意见往往更能引起法院的关注。自1946年至1995年的50年间，法院的判决援引了政府的“法院之友”书状意见的案件共有402起，占此类案件总数的40%以上。而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法院之友”介入的556起案件中，判决书中援引其书状意见的平均比例为4.32%，尽管这50年来该比例是波动的，但是却没超过8.11%。（注：See Karen o''connor and Lee Epstein:The Importance of Interest Group Involvement in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itigation, Howard Law Journal(1982).）
虽然政府与个人、社会组织以及利益集团作为“法院之友”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但根据美国联邦和各州的立法，他们都是以两种方式介入诉讼：一是递交“法院之友”书状(amicusbrief)，在书状中详细载明自己的主张以及事实；二是直接参与法庭辩论、质证和交叉询问。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第44条第7款的规定，如果是律师代替“法院之友”撰写书状的，在征得一方当事人的同意后，律师可以站在该方当事人的立场上，通过言辞的方式直接参加法庭调查和辩论。
从审判实践来看，美国“法院之友”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例如，1993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大约89%的案件有“法院之友”参与；（注：See Telephone lnterview with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 Representative, St. Mary''s Law Journal (Jan. 7,1999).）在1946年到1995年的50年间，联邦上诉法院中85%以上的案件有“法院之友”参与。（注：See Joseph D. Kearney and Thomas W. Merrill: The influence of Amicus Curiae briefs on the suprems court,48 U.Pa.L. Rev. 743.）从效果上看，“法院之友”书状为法院公正审理案件提供了巨大帮助，因为它能够提供被当事人诉状中所忽略的证据事实和法律依据，而这些信息对法院能否作出公正判决产生重大影响。（注：See Teague v. Lane,489 U. S. 288,300(1989).）有学者选取了一些有“法院之友”参与的案件进行了统计，数据表明，法院在作出判决时援引了“法院之友”书状意见的共936起，占案件总数的28%。（注：See Karen o''connor and Lee Epstein:The Importance of Interest Group Involvement in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itigation,Howard Law Journal(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