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辩护律师的介入，会否导致原有因果关系的中断？辩护律师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守护神，辩护律师于审讯时在场，既可以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效行使沉默权等合法权利，而且可以见证审讯的合法性，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的发生。那么，辩护律师的介入，能否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呢？是不是因为有了辩护律师的介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作的有罪供述，就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笔者认为，辩护律师于讯问时在场，对于保障审讯的合法性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确实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法学界多年来一直呼吁赋予律师侦查讯问在场权的原因。但是，律师的介入，只能见证和确保此后进行的审讯的合法性，却不能祛除之前进行的刑讯逼供对犯罪嫌疑人身心造成的创伤，也不能完全切断原有违法取证行为的消极影响，因而，并不能完全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实际上，在前面提到的赵作海、佘祥林冤案中，都有辩护律师以指定辩护的方式介入，但是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辩护律师的介入，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案件的走向和当事人的命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以因果关系是否中断为标准来判断反复自白是否应当排除，这一观点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是，若放置在我国司法背景下，却可能并不适用，这是因为，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和刑事诉讼机制，产生了一种“绑定”效应，先前的非法讯问行为一经实施，其与后续自白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很难被切断，因而，也就不存在不予排除的例外。如此看来，反倒是“全部排除说”的观点可能更适合我国国情。据此，笔者认为，原则上，只要侦查机关的非法讯问行为一经查证属实的，则侦讯阶段形成的所有口供均应无例外地一体排除。
四、是否允许重新取证：反复自白排除的法律后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是刚性的，非法证据一经排除，即不得在审判中提出或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而且排除非法证据还将产生一种类似于“既判力”的效力，非法证据一经排除，即不允许侦查机关对同一证据源重新取证，例如，非法搜查获取了物证，该物证不仅应当排除，而且不允许侦查机关再次重新提取该物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所以会产生类似于“既判力”的效力（姑且称之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既判力”），原因在于两方面：
其一，是对证据本身尤其是物证客观性的尊重。对于物证而言，具有证据价值的并不仅是孤立的物证本身，还包括其来源即物证存在的场所、位置和状态等，因此，以物证作为证据，不仅需要提取该物证本身，还需要出示反映提取该物证过程的记录，例如，凶杀案中，侦查机关在案发现场发现了血衣、凶刀等物证，该血衣、凶刀要具有物证资格，侦查机关必须在提取该物证的同时，记录表明该血衣和凶刀系从案发现场所提取。但是，物证的来源即其存在的场所、位置和状态等，具有“一次性”特征，具有不可恢复性，往往在提取物证的同时即遭到破坏且无法回复原状，因此，同一物证实际上是不可能重新提取的。例如，在一起凶杀案的侦破中，侦查机关在未获得搜查证的情况下闯入嫌疑人家中进行了搜查，并在嫌疑人卧室的床下发现了该案的重要物证——带血的凶刀，后该物证因违法搜查而被排除，这种情形下，侦查机关不可能将该物证重新放回嫌疑人床下，再依法实施搜查提取该物证，因为，该物证一经提取，其原有的存在状态即被破坏，侦查机关不可能再回复原状重新提取，否则无异于伪造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