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实施的尴尬导致某些人对规则的怀疑：既然难以禁止，如此规定还有什么意义？一而再、再而三地使规则的目的落空，将有损法律的尊严。进而有些人怀疑规则本身存在的必要性。笔者不同意如此消极的观点，笔者认为，立法的目的和执法的结果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不一致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或者正是因为有不一致才更需要立法。拍卖人参与竞买是有危害性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危害性还不仅仅针对某个人，而且是针对社会，拍卖人参与竞买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至于规则意义可以从下述方面理解。其一，规则向世人宣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它划定了是和非的界线，鼓励人们弃恶从善。其二，规则成就了一种法律威慑力，它使拍卖人不能不考虑非法参与竞买的法律后果，不能揭露和证明的情况的确有，但如果被揭露和证明就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其三，规则为执法机构提供了执法依据，也为执法机构查处违法指明了方向。至于说到查处有困难，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可以设想，明令禁止尚且难以杜绝，不明令禁止又将如何呢？那不是有意纵容不公正、不合理吗？另外，禁止一种行为与该行为是否能完全被禁止是不同的概念，正如不能因为犯罪难以被完全禁止，就取消对犯罪的禁令一样。
四、关于拍卖方式的革新
随着拍卖实践的发展，拍卖人为方便竞买人参加竞价，对拍卖方式进行了种种革新，远距离拍卖就是其中之一。远距离拍卖一改竞买人到拍卖会现场竞价的传统，利用现代的通讯网络，诸如卫星接收发送系统、热线电话等，使竞买人有能力决战于千里之外，运用手中的通讯设备，指挥他人代为报价，当然也包括拍卖人在其中。例如，1987年3月31日，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卖19世纪荷兰绘画大师梵·高的巨作《向日葵》，拍卖会现场设了热线电话，竞买人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报价，结果两位最有实力的竞买人并未到场，而是通过热线电话进行角逐，最后此画被日本安田水上火灾保险公司以4000万美元的价格买走。
远距离拍卖有利于拍卖企业拓展拍卖市场，也符合某些竞买人不愿到场暴露身份的心理。一经示范，其他拍卖企业纷纷仿效，虽然远距离拍卖中代竞买人报价者不一定非拍卖人莫属，但拍卖实践中代竞买人报价业已成为拍卖人的一个新的业务范围。但这新的业务范围也带来一个问题，竞买人不到拍卖会现场，而是通过通讯设备进行指挥，由拍卖人委派工作人员代为报价，如此情形，拍卖会现场可能既无卖方，也无买方，拍卖人既代表委托人，又代表竞买人，拍卖人似乎扮演起双重角色。这难道不是“双方代理”吗？这难道不是实质上抵触禁止拍卖人参与竞买规则吗？看来，拍卖方式的革新要受到现行规则检验，代理制度是既定的，现行规则也是不可动摇的，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拍卖人的地位，如何理解远距离拍卖中拍卖人与委托人和竞买人之间的关系。
拍卖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前面已经论述过，属于间接代理，这在远距离拍卖中也无变化；而在远距离拍卖中，拍卖人与竞买人之间的关系却有些特别，貌似代理，实则不然。举例为证，某竞买人采用远距离拍卖方式参加竞价，通过热线电话询问拍卖会现场报价情况，拍卖人委派一工作人员如实告之，该竞买人略作思考，报出一个具体价格以示竞争，该工作人员将此价格宣示其他竞买人，然后再将其他竞买人的应价情况告知该竞买人，如此循环往复。分析此例可知，拍卖人与该竞买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代理，而是传达，两者之间是传达关系，拍卖人是该竞买人的传达人。传达与代理类似，但有重大区别。其一，传达人只是他人的意思表示机关，在传达之际，不表现自己的独立人格；而代理人却表现自己的独立人格，在代理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中作为一方当事人。其二，传达人所作的意思表示是他人既已形成的，传达人只是传达他人的意思表示，自己不是意思表示人；而代理人所实施的意思表示却是他自己的，尽管以代理权为前提，并受到它的制约，但无论如何，绝不是被代理人既已形成的意思表示。其三，传达的意思表示有无瑕疵，原则上须经本人决之；而代理行为有无瑕疵，原则上须经代理人决之。[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