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S v．Pakistan案并非孤立的个案，ICSID仲裁庭2004年裁决的Joy Mining v．Egypt案和2006年裁决的Salini v．Jordan案亦持相同的立场。
然而，就在SGS v．Pakistan案裁决后不到半年时间，2004年1月，ICSID的另一个仲裁庭在SGS v．Philippines案中，对“保护伞条款”的适用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在该案中，SGS公司与菲律宾政府也发生了关于装船前提供海关验关服务协议的争议。《菲律宾和瑞士双边投资条约》第10条第2款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必须遵守就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特定投资所承担的任何义务。”仲裁庭认为，SGS v．Pakistan案裁决对“保护伞条款”适用的解释缺乏说服力，确当的解释应该是，只要菲律宾政府违反了与瑞士投资者订立的合同，其本身就将违反菲瑞条约中的“保护伞条款”。ICSID仲裁庭之后裁决的NobleVentures v．Romania等多个案件也赞成SGS v．Philippines案的裁决。
SGS v．Pakistan案和SGS v．Philippines案不同裁决之争议的焦点实际上在于：针对东道国政府没有违反国际投资条约其他实体条款的“纯合同请求”可否适用“保护伞条款”的问题，SGS v．Pakistan案仲裁庭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而SGS v．Philippines案的裁决则是肯定的，认为国际仲裁庭对该“纯合同请求”享有管辖权。
此外，现又有国际仲裁庭采取折衷的路径来处理国际仲裁庭对“纯合同请求”可否享有管辖权的问题。2006年4月ICSID裁决的EL Paso v．Argentina案就是这方面具有开创性的一个案例。
在该案中，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投资者EL．Paso取得了5个从事石油和电力开发、生产的阿根廷公司的股权。当时，阿根廷政府制订了《能源管理框架》，为鼓励吸收该领域的外国投资提供了专门的保证。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阿根廷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2001年，阿根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克服危机的措施，给EL Paso在阿根廷的投资造成了严重损失。于是，EL Paso向ICSID提请仲裁，称阿根廷政府违反了1991年与美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包括第2条第2款c项规定的“保护伞条款”。
EL Paso v．Argentina案裁决对“保护伞条款”的适用范围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仲裁庭认为，解释此类条款应在维护东道国利益和保护外国投资者之间求得平衡。据此，该案裁决把东道国违反与外国投资者间的合同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如果东道国政府像“商人”一样，采取的是违反“商事合同”性质的行为，那么，就不会同时构成对双边投资条约中“保护伞条款”的违反，ICSID无权管辖；另一种是倘若东道国政府像“主权者”一样，采取的是干预“国家合同”性质的行为，则“保护伞条款”就能把此类合同争端转化为双边投资条约项下的“法律争端”，ICSID对此类请求享有管辖的权力。在“条约请求”下，东道国政府违反了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其他实体条款，当然属于干预“国家合同”性质的行为，应当适用“保护伞条款”；然则，EL Paso v．Argentina案裁决实际上针对的是“纯合同请求”，该案裁决既未像SGS v．Philippines案那样，认定其一定受“保护伞条款”的保护；也未像SGS v．Pakistan案那样，将其原则上排除在“保护伞条款”的适用范围之外；而是区分东道国政府是干预“国家合同”性质的行为，还是违反“商事合同”性质的行为，决定是否适用“保护伞条款”。
其实，在EL Paso v．Argentina案作出裁决之前，一些国际仲裁庭实际上已经提及或认同上述对违反“商事合同”性质和干预“国家合同”性质之行为的区分，只不过涉及的是有关“间接征收”等规定的适用，而没有针对“保护伞条款”而已。诸如，ICSID专门委员会2002年决定的Vivendi v．Argentina案、ICSID仲裁庭2004年裁决的和2005年裁决的CMS v．Argentina案等。在EL Paso v．Argentina案裁决作出之后，其在这方面的分析又为ICSID仲裁庭2006年裁决的BP & Others v．Argentina案和Pan & BP v．Argentina案所完全采纳。[4]就“保护伞条款”的适用，2007年ICSID裁决的Sempra v．Argentina案也赞成将“纯合同请求”区分为违反“商事合同”和干预“国家合同”两种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