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依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对于超生问题的唯一制裁手段便是缴纳社会抚养费，并且唯一能够进行强制执行的机构便是人民法院。政策立法的制定与执行产生了严重的背离，这使得民众根本难以找到有关计划生育的稳定的法律依据，而通过强力的制裁也就成为执行者手中游离于法外的王牌。基层执法者的权力实施，完全缺失了法定的权力精神。恰如拉德布鲁赫所言：“权力不在强力上找到其界限，权力是精神：一切权力最终都是有关灵魂(精神)的权力。”[11]可见，在计划生育立法的领域本身，便存在着典型的“制度不安全”。
(三)抽象层面的制度安全与计划生育
在前面，我们讨论了计划生育领域内的制度安全。在单一领域之外的抽象层面上，普遍意义的国家制度在广大乡村也存在着推行不力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这便使得“村霸为祸”、“恶人治村”和基层权力腐败等现象在乡村地区屡见不鲜，逐渐地广大民众对于国家制度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信赖。在当前的中国，乡村地区制度安全的现状应当是远远不及城市社会的。
可见，在观念落后、思想愚昧、文化水平低下等因素之外，制度安全也理应成为解读乡村社会超生现象的一条路径。
六、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
(一)传统社会保障与人口生育的自然演进
众所周知，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传统中国是农耕社会。人们的活动十分稳定，人们的家庭血缘关系也未割断。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为全体家庭成员提供生活保障，尤其是养老。从传统家庭的角度看，人们劳动所得用于家庭生活之用，到年老时无个人财产，也得不到社会保障，只能依靠儿子供给。养儿防老自然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样，生育与生存保障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生儿养老、多子多福便成为全社会必然的选择结果。
(二)新中国生存保障与计划生育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有关人口政策和生存保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建国之初，我国人口呈现非理性发展，数量急剧膨胀。面对人口压力，国家又不得不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客观地说，这一措施确实延缓了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相对减小了社会压力。
另一方面，计划生育对我国社会保障产生重大影响。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生了4亿多人口，这无疑减轻了社会的压力。然而，我们又必须承认，这种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结果是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对我国的原有社会保障模式造成巨大冲击。
目前，中国开始进入老龄社会。生育率持续走低带来国民年龄结构问题：老龄化和与之相应的劳动力匮乏问题。因为，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主要是指一定年龄阶段上，具备一定能力的人，如果这一群体数量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下降，那么，就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计划生育对社会整体保障产生影响。
(三)正确地处理好计划生育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
第一，正确对待计划生育政策。实行计划生育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减轻社会压力，其本身具有合理性，当前还不能废除。但是，另一方面，计划生育也带来许多老龄化社会问题，尤其从长远角度看，计划生育政策也造成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未来适龄劳动人口减少将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保障体制。因此，我们还应当科学性的对待，深入研究和制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计划生育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