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世界各国的检察体制都是各具特色的，并没有国际统一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上根本就没有通行的检察体制的“轨”，美国和英国的检察体制不是国际的“轨”，法国和德国的检察体制也不是国际的“轨”，因此就谈不上什么“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我们在完善中国检察制度的时候，要借鉴外国的经验，但这应主要是学习人家行使检察职能的法律原则和措施方法，而不是简单地照搬人家的体制模式，更不是套用人家的官职名称。为借鉴而借鉴，为接轨而接轨，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笔者认为，完善中国的检察体制，必须以中国的社会传统和现实国情为基础。具体来讲，这就要协调好三个方面的体制关系:
(一)检察系统的外部体制关系
我国《宪法》第131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9条都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于涉。”为了保障检察机关有效地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就要在法律制度上切实保障检察机关的独立法律地位，防止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对检察机关工作的干涉。只有真正使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才能在工作中排除干扰，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证法律监督的效率。在检察独立的制度性保障中，经费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要保障检察机关的独立，就必须改革检察机关的经费预算和管理体制，实行由国家财政来保障检察经费开支的制度。笔者建议，我国可以将检察机关的物资配备、办案经费及薪金待遇等开支单独列人国家的财政预算，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由国务院统一将款项拨人最高人民检察院，统一支配和管理，以此切断各级检察机关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二)检察系统的内部领导关系
如上所述，强化检察系统的集中领导是保障法律监督效率的需要。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不应只局限于业务管理，而且应包括人事任免。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事任免权是领导权的核心内容。没有人事任免权，检察系统的垂直领导就是一句空话。在此需要说明一点，在检察系统建立垂直领导体制，并不是要否定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因为各级检察机关的工作都是在其党委领导之下的，而且检察系统的集中领导体制也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的。另外，检察系统的垂直领导体制也不否定人大的作用，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要对检察工作进行监督，但不是直接领导。为了保障检察系统领导体制的顺畅运作，减少地方政府对检察工作的干扰，可以考虑在跨越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建立检察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