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机构的出现是公共权力社会化的趋势，目前我国存在的诸如仲裁委员会、律师协会和公证机构等都属于这里所谓的“法定机构”。在此需要破除一种思维定势，即认为行使公共权力的必定是国家机关。“公证机构如何定性，要突破旧有的立法、行政、司法的三分法观点。我们往往一涉及到机构的性质，就习惯于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三分法’去套，公证机构要通过这个办法确定自己的‘身份’比较难。其实，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不断产生，已经很难用这种传统的‘三分法’去区分了。”[10]“法定机构”的提出，无疑能提供一条新思路。
公证机构的法定机构性质，使其与国家机关、一般的非政府社会团体区别开来。一方面，公证处与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不同，具有独立和自治的性质。公证处严格按照《公证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财政收支和人事管理，独立开展业务，不受其他机关的非法干预。独立和自治是现代公证制度的核心灵魂，缺乏了独立公正，公证处就会重新走回附属于行政机关的老路上去。另一方面，公证处也不是一般的非政府社会团体，一般社会团体的设立并非基于法律的规定，管理也依照内部章程行事。公证处从事的证明活动具有法律效力，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经常会出具资信证明，从事类似的证明工作，但这些行为并没有法律上的程序规范，也相应的缺乏法律效力。
三、公证权的独立性：含义演绎
现代公证制度按历史渊源分为英美公证制度和拉丁公证制度。拉丁公证制度即起源于拉丁语系国家的一种公证制度。这种公证制度不仅通行于欧洲大陆各国，而且也通行于亚洲的日本、中美、南美、中非、西非、北非、东非、以及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和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影响十分广泛。[11]从拉丁公证制度的历史沿革看，公证从一开始就是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的公共权力。[12]根据大陆法系各国和我国关于公证的法律规定，由公证人出具的公证书有推定真实、强制执行和法律行为成立的形式要件等法律效力。我国2005年8月28日颁布的《公证法》也明确了公证文书的上述法律效力。公证文书可以产生强制性的法律后果，这决定了公证权是一种国家权力。这种权力来源于法律的明确规定，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属于“公共权力”范畴。基于公证权的公权属性，公证员也就成为履行国家职能的公职人员。[13]
国家为何要设立公证这种公共权力？这是基于公证制度对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地位。公证作为一种预防性的法律制度，其体现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固定事实，减少争议，预防纠纷，以达到促进交易和财产流转，保护公共财产、公民私人财产和公民身份上的权利和合法利益的目的。坚持公证权是国家公共权力的原则，不仅符合公证制度的本质属性，也符合我国公证制度的历史实践。[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