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立法前导、社会引导。目前我国调解制度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立法规范缺位。立法规范缺位的后果便是调解活动的无序化和空洞化，致使调解制度不能够发挥切实的作用。要完善我国的调解制度，立法规范应当先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出具有多层次的有广泛性的《社会调解法》及其实施细则，就社会调解的形式、机构、调解人、范围、程序、效力、监督机制、惩戒制度等作出详细的规定。另外，调解制度的完善是一项覆盖全社会各个领域的系统工程，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自治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充分利用各种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发掘构建调解制度的潜能，进行全社会的总动员，营造兴建社会调解制度和社会调解组织的社会氛围，使调解组织和调解制度得以真正深入民众，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于调处纠纷的渴望和需求。在这个方面，政府部门应当进行广泛宣传，投入合理资金，完善调解组织的审批程序，积极扶持社会调解组织的构建和运作。与此同时，作为法律服务的专门性组织的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公证员协会、公证机构、仲裁机构等，应当积极拓展其在调解方面的机能和作用。法学研究协会也应在调解制度的构建中发挥务实的作用。
3. 自愿合法。社会调解属于调解的一种形式，而调解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合法。因此，我国社会调解立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贯彻自愿合法的原则。基于调解的自愿原则，社会调解制度应定位于为公众提供调解的社会服务形式。调解不能加入强制因素，是否调解以及调解是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因此，调解的自愿性决定了社会调解应当是“吸引”而不是“要求”民众进入调解程序。只有把社会调解定位于社会服务性质，靠“优质服务”吸引当事人，使当事人从中获益，才能促进社会调解的健康发展。
4. 合理收费、有限竞争。基于调解的服务性质，为提高服务质量，对某些类型的调解可以收取合理的费用。如商业调解，争议标的额较大，如果由行业内资深人士主持调解，调解成功后给调解人支付一定的酬劳，这既合情合理，又有利于吸引优秀的调解人加入调解队伍的行列。调解收费制度如同催化剂，各调解机构有可能在利益激励下努力提高调解质量，而最终受益的还是当事人。缺乏物质利益的驱动，社会调解可能只是热心之举，这不仅无法促使调解人谨慎积极地进行调解，也不能吸引高素质人士加入调解员行列，从而不利于社会调解的发展。我国目前单一的调解免费规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调解的范围和调解事业的发展。当然，调解收费也并非绝对的，对于涉及社会稳定的纠纷，就可以采取免费调解，或者由调解人义务承担，或者由政府负担调解人的费用或酬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