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基本指向”。所谓“基本指向”，实质上是指是谁所为的问题。现有证据能够明确指向某一个（或几个）犯罪嫌疑人。仍以上述案件为例，受害人、证人都证明是张某、赵某砍的，指向很明确，符合“基本指向明确”的要求。
4．“合理相信”所谓“合理相信”，是指检察官根据现有事实和证据，内心经过合理推断，相信犯罪系犯罪嫌疑人所为的证据占优势，能够否定无罪证据。
（三）现在普遍提倡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的所谓“两个基本”的观点和提法，于理论相悖，于实践有害。
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用的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坚持“两个基本”。它作为一种临时的“严打”刑事政策本身无可厚非，但作为逮捕证据标准是不科学的。2001年4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严厉打击犯罪活动的“通知”中强调，要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实行“两个基本”原则，即案件审判要保证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扎实。按照上述文件和提法，“两个基本”的提法被沿用下来。应当说“两个基本”的提出是有背景的，只适用于特定时期的特定案件，即“严打”时期的某些特殊案件。对“两个基本”应两方面看：一方面，在当时的情况下，它有积极的作用，使我们不必纠缠于案件的细枝末节，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提高了诉讼效率。这是应当肯定的积极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它有消极的一面。它的致命缺陷是没有强调或没有重点强调“犯罪指向”。只强调有基本犯罪事实存在，有基本证据存在，没有特别强调犯罪指向，而犯罪指向恰恰又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一个不完整的概念。1982年“严打”期间大抓大放、乱抓乱放的局面不能不说与忽视“犯罪指向”这一“第三个基本要素”有关。当然也有学者会认为，“犯罪指向”已经包括在前“两个基本”之中了，也会有同志认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存在”这一逮捕证明标准已经包括了“基本指向”。笔者认为这一说法较勉强，“明确指向”作为证明标准的“三要素之一”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谁实施了犯罪行为”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必须首当其冲地提出来并加以证明，不能有丝毫含糊。至少说现行证明标准的提法和“两个基本”的提法都没有明确地、单独地提出来，所以才会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不同认识。有不少案件只具备前“两个基本”，而指向并不明确，批捕与不批捕，很难决断。实践中不少错案就是因为单纯强调“两个基本”而忽视犯罪指向才错误批捕的。如张某涉嫌强奸一案。侦查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张某于1999年4月8日晚，悄悄潜入被害人李某家，将正在熟睡的十一岁女孩李某用衣服蒙着脸，抱到村前的玉米地里将其奸淫。后李某父母见女儿不在，便出去边喊边找。嫌疑人听到喊声逃走，李某的父母见女儿阴道大出血，便问是谁干的？李某说“像是我五叔”。于是，其父母即闯入张某家将其送到派出所。批捕证据是：1.被害人李某陈述：“听声音像是我五叔”、“他把我扎流血了，还流了东西”。嫌疑人拒不承认作案，三天后供述：“我悄悄进李某家，见她在东屋一个人正睡，我用上衣蒙她脸上，抱到村前地里，她说你是谁？我没说话，她说你是五叔吧？我说你别叫，不然我弄死你”。“我把她裤子脱下来，奸了又射精了，我用她的裤头擦了擦阴茎，听见她爹叫她，我跑回去睡觉了”。后来又翻供，辩解没有作案。精斑鉴定：被害人内裤上未见精斑存留。被害人、嫌疑人均为O型血；在嫌疑人家里床单上有血印存在，检出后鉴定为0型血；被害人父母均证实女儿被奸淫出血，并将她抱回家，以及女儿叙述的经过。检察机关认为符合“两个基本”，批捕并起诉后被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服刑六年后，另一起案件的被告人供述此案系自己所为。人民法院改判张某无罪。此案之所以造成错捕，主要原因后经查明是公安民警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各环节都存在问题。批捕环节存在的问题就是片面强调“两个基本”，忽视了“犯罪指向”。此案中，能够证明张某作案的证据只有嫌疑人有罪供述；被害人说的“听声音象是我五叔”的猜测，并不具有肯定性和唯一性，指向并不明确，当嫌疑人翻供后，几乎不存在有罪证据；精斑鉴定与被害人陈述、嫌疑人有罪供述矛盾；血型鉴定没有证据意义。此案批捕决定的错误有二：一是虽有犯罪事实存在，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部分已查证属实，如被害人陈述、被害人父母证言、精斑鉴定等，但犯罪指向不明，没有确实证明系张某所为，不符合“三个基本”的要求；二是矛盾点没有排除，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