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法律对证据标准的规定缺乏层次性，使得司法人员在证据适用上对法定的证明标准难以把握，并且缺乏诉讼证明阶段性层次标准的意识，在实际工作中要么将逮捕、起诉和判决的证明标准等同起来。要么片面理解“两个基本”，降低标准；在适用逮捕措施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是否符合这个不切实际的证明标准，另一方面，又要考虑是否会因为强调证明标准而造成该捕不捕，打击不力；既要考虑依法快捕，又要考虑捕后能否继续诉讼下去。
三、构建我国审查逮捕证明标准的思路
鉴于我国现行逮捕证明标准存在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在逮捕证明标准的设计上应当参照国外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司法现实，特别是借鉴国外“主观上的合理根据或合理根据怀疑同客观上的证据要求”相结合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的审查逮捕证明标准。初步构想是构建“‘三基本’条件下合理相信”的逮捕证据标准。具体内容是：“基本犯罪事实清楚，基本犯罪证据确实，基本犯罪指向明确，相信犯罪系犯罪嫌疑人所为。”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在客观方面，犯罪事实、犯罪证据和犯罪指向这三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其次，在主观方面，检察官对证据进行审查后，从主观上有合理的理由相信犯罪行为就是犯罪嫌疑人所为，从而赋予检察官内心的自由裁量权和合理相信权。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强调的“合理相信”并非是指检察官自身任意的合理认定，而是指检察官合乎逻辑思维下的理性裁量。之所以强调确立“‘三基本’条件下合理相信”这一逮捕证明标准，理由如下：
（一）强调“‘三基本’条件下合理相信”，不仅强调了证明标准的客观性，而且又融入了主观因素，符合主客观相结合的认识论。
现行法律规定的逮捕证据标准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在这三句话作为逮捕证明标准的进一步解释仍缺乏可操作性。首先，这个证明标准体现的完全是客观方面的范畴，没有兼顾检察官主观判断和合理相信，不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认识论原则。因为任何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都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没有人这一特殊的思维和认识过程，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都不可能被认识和认知。换句话说，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实质上是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否认检察官的主观思维，抑制检察官的认识能力，忽视检察官的认识过程，单纯靠所谓的“客观事实”和客观证据决定捕与不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不科学的。第二，从审查逮捕证明标准本身来讲，它作为证明主体用来衡量所应达到的证明程度，是用以约束证明主体的，因而必须具有客观性特征。但是，纯粹客观的证明标准又是不存在的，因为证明标准这杆秤，无形地又存在于证明主体的内心，靠证明主体通过对证明标准的理性认识去把握。所以判断证明结果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的要求，还需要证明主体的主观推断和合理相信。所以，作为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既然是作为一种标准来使用，并使证明主体对待证事实的认定具有确定性，那就需要在审查逮捕证明标准的设计上，既具有客观性，又要有主观性的内容融入其中。而现行的审查逮捕证明标准则过分强调客观性，忽视了主观性。强调“三基本”条件下的合理相信，不仅强调了证明标准的客观性，而且又兼顾了主观因素，符合主客观相结合的认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