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证明标准过低
逮捕证明标准的高低，对司法实践影响很大。七九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逮捕条件较高，它要求的证明标准是“主要事实已经查清”，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也就是说，只要有证据，不管是主要证据还是次要证据，也不要求是否查清，只要有证据就可以实施逮捕。用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来限制逮捕，在实践中意义不大，因为我国几乎所有的刑法条文都挂有有期徒刑条款。至于“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之类的内容更是弹性很大，在实践中不具有可操着性，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依法”滥捕滥押的现象有增无减，近几年发生的错捕案件不能说不与逮捕证明标准过低有关。
（四）证明标准缺乏层次性
刑事诉讼程序一般都要经过立案、侦查（包括采取逮捕等措施）、起诉、审判、执行五个诉讼阶段。诉讼活动必须按先后次序严格进行，只有前一诉讼阶段任务完成之后，才能进行下一个诉讼活动，不能跨越任何一个阶段，也不能将先后次序颠倒。作为每个阶段的证明标准也应有逐步递进和提高的层次性。有学者主张，立案阶段的证明标准应确定为“怀疑”；侦查阶段应确定为确实、足够的证据；审查起诉阶段应确定为确实、足够的证据；审判阶段沿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6]
笔者原则上也认为，各诉讼环节证明标准应有所不同，体现出层次性。但对各诉讼环节的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有不同看法：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它有自己特定的任务，即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根据事实和法律，正确认定有无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事实，以决定应否将案件交付侦查或审判。与之相对应，立案阶段如果怀疑有犯罪事实存在，且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就应立案，反之，没有犯罪事实存在，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不应立案。立案时既不要求查明谁是犯罪分子，也不要求查清犯罪动机、目的、手段和犯罪过程。立案阶段的证明标准应当相对比较低。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的规定，该阶段的证明标准可确定为“有证据怀疑犯罪存在”。没有控告、举报或犯罪分子自首的材料，没有一定的证据材料，不能随意怀疑，随意立案。检察机关根据一定的证据材料并经必要的初查，有证据怀疑有犯罪事实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即可立案。逮捕作为侦查阶段的一项强制措施，其证明标准应确定为“‘三基本’条件下的合理相信”。起诉阶段的证明标准应确定为：事实清楚无误，证据确实足够。[7]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应确定为：事实清楚无误，证据确实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