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体恒定化、抽象化。国家作为恒定的一方主体是抽象的，债的具体承担者是代表国家的法定机关，给付或接受给付都由相应的国家机关进行，国家内债才具有现实性和规范性；
2、均为法定之债，其构成、内容、范围和救济途径皆由法律直接规定，事先预设，事后确定，包括以合同为表现形式的“国家采购”法律关系也严格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
3、司法致害形成的国家内债具有不可诉性，即不可将国家诉诸司法、提交仲裁等任何第三方解决，并强制执行，只能通过法定程序申诉，由被申诉人提供救济；
4、国家内债的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和实质地位都不平等。因为其在产生和实现的过程中，“债务人”对于该种债的有无、多少、是否进行清偿都有绝对的决定权和主导权（行政赔偿等虽然由司法机关裁决，但仍在立法维护的范围和标准下进行，仍属自体行为）。
如果“债”必须在平等主体之间才能成立，那么，国家之债不是“债”，而是国家以其自觉为基础为自己设定的“自然义务”。其本质和功能是：国家以国家义务范畴的大小和履行程度来彰显国家正义，决定着人民对国家正义的真切感受和根本看法；可以为社会正义设定上限和跟进的标准，回应人民希望对社会强势、强权和强力进行约束的诉求。国家对待所负债务的态度，是对待民权、民生的态度，是尊重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利的表现，可以作为评价民主国家的一项显标准。
然而，从自然正义和主体理性的角度讲，国家内债这种法律关系是荒谬的：债务人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债权的命运完全系于其道义觉悟和单方意志，无第三方监督、评价和强制（有所谓“人权申诉制度”，但有损国家主权，形同虚设），可以不承认债权，也可以随意减免债务，还可以不予履行。国家债务人优势是国家内债的天然属性，虽然，在现实中，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滥用这一优势并通过制度设计进行限制（如对行政赔偿的司法救济），但是，不自觉的自我减免现象仍未完全避免，主要体现在设立国家义务的有关立法上。
以现行《赔偿法》为例，其存在的“国家赔偿的自我减免问题”和“国家追偿不力问题”，除有违国家内债的本质、减损国家内债的功能外，还有“拒不认错，放纵侵权”之嫌，极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提高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的司法水平和责任意识。本文对前述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修正呼吁。
二、国家赔偿自我减免现象在《赔偿法》中的体现和相应的修正呼吁
（一）严格限制可获赔对象和条件的立法例及其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