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帮扶制度的构建中，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化问题，是其中的重点问题。一定时期与社会隔绝的监狱生活，使得他们无法重新融入社会。一方面他们自己心理的阴影和自卑使得他们不想或不能同社会成员打成一片，另一方面因他们的罪恶背景而使得社会成员有意或无意地远离他们。如此社会隔离，使得他们无法在社会上正常地工作和生活，而往往是破罐子破摔，进一步跌入更严重犯罪的深渊。
（四）“袍哥文化”等亚文化的不良影响，为涉黑犯罪的孳生蔓延提供了凝聚力支持
理论上的研究表明，我国当今的涉黑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民间帮会、旧有黑社会组织的继承和对国际成熟状态的黑社会犯罪方式的模仿” {3}181。就重庆而言，重庆便利的交通条件，加上其独特的市井文化，形成了“具有以方言艺术和茶馆文化为主体的码头文化和以哥老会、天地会、袍哥会等民间秘密结社内部的江湖义气为核心的‘袍哥文化’”{1}91 -92。如此“文化”，提倡侠义与互助共济，重视宗法观念。从形式上看，它崇尚“平等”与“共济”，但实际上其崇尚的是森严的等级制、家长制，以及通过有组织的“暴力”获取上层社会所具有的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生活方式{2}436。正如美国犯罪学家莫顿（Merton）所指出：“平淡的个体常规犯罪不能导致辉煌的经济成就”，只有“采用复杂的、计划好的、有技巧的、有组织的犯罪”{4}，才能实现其对巨额财富的追求。因此，从犯罪学视角看，如此“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以所谓“哥们义气”而拉帮结派和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亚文化。
亚文化的不良影响，主要是“为涉黑犯罪的孳生蔓延提供了很强的精神力量，使得互不相识的社会边缘人物紧紧地聚集在一起”{3}181。在一定意义上，对于那些以“家规”维系组织存在的涉黑组织，其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亚文化来实现的。其中，培养组织成员的“义气”观，并由此在组织内部形成“要忠诚、要听招呼、要懂事、不惹事、不怕事”等文化氛围，使只要是组织中的一员就要受到这种“义气”的软约束，从而实现对其成员的持续控制。同时，“黑老大”通过物质上的“小恩小惠”，以及经常聚集在一起吃喝玩乐等方式，以不断巩固和强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亚文化“精神”，也对凝聚组织成员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另外，诸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不良亚文化，也导致民众不愿参与到“打黑除恶”的行动中。然而，“打黑除恶”毕竟是一项长期而又艰难的工作，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难以实现对涉黑性质组织的“打早”、“打小”。此次重庆“打黑除恶”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通过多种便捷有效方式，消除以上不良亚文化的影响，并发动民众积极参与其中。因此，要建立防治涉黑犯罪长效机制，就必须弘扬主流文化，防控“袍哥文化”等不良亚文化为涉黑犯罪的孳生蔓延提供凝聚力支持。
（五）国家工作人员充当“保护伞”，为涉黑犯罪的孳生蔓延提供了权力堡垒
哪里涉黑势力猖獗，哪里就有严重的腐败现象。国家工作人员充当“保护伞”与涉黑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壮大的这个因果关系，主要表现在，涉黑性质组织凭借其非法形成的强大经济实力，极力拉拢、腐蚀、控制某些党性不强、意志薄弱的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官—黑”共生模式：一方面涉黑组织为了生存、发展及其保护其非法经营活动，总想尽一切办法寻求官员充当“保护伞”，另一方面一些蜕化、变质官员，在金钱、人情甚至女色等的诱惑或作用下，直接或间接利用手中的权力包庇、纵容“涉黑”犯罪。如此“共生模式”，使得涉黑性质组织能够形成或得到发展乃至长期存在。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数据，2009年专项斗争中已立案查办的涉嫌包庇纵容涉黑性质组织犯罪，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国家工作人员共33人。其中，公安机关工作人员21人（64%），党政机关工作人员4人(12%），税务系统工作人员1人（3%），交通系统工作人员2人（6%)，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1人(3%），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1人（3%），检察机关工作人员1人（3%)，审判机关工作人员2人(6%) 。[25]上述数据表明，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公安队伍的公权力的严重滥用，是涉黑性质组织犯罪猖獗的重要缘由。如果说黑恶势力的产生是基于基层行政执法的不力和社会管理的漏洞，那么黑恶势力发展壮大为涉黑性质犯罪组织并长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工作人员充当“保护伞”的包庇、纵容。重庆的情况表明，几乎所有重大涉黑性质组织都有“保护伞”，甚至有几个涉黑性质组织受共同“保护伞”保护；而且，涉黑性质组织的犯罪能量越大，其“保护伞”的级别也越高，甚至有的还是负有查处涉黑犯罪职责的领导或责任人。因此，将打黑与反腐有机结合在一起，深挖涉黑性质组织幕后的“保护伞”，是建立防治涉黑性质组织犯罪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早就成为许多国家打击涉黑等有组织犯罪的基本战略{5}。重庆此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效并为世人所瞩目，其重要原因就是深挖并打掉了一批“保护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