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刑讯逼供的基本理解”。分为三节，分别论述了对酷刑的理解，刑讯逼供行为的界定以及刑讯逼供行为的性质。这一部分内容是基本、基础而不得不论及的问题，后续的理论研究均是在本章的基础上展开的。表面上看，刑讯逼供这一概念尽人皆知，实际上与之相关的众多基础理论问题没有达成共识或尚存研究空白。本章的主要观点是：其一，刑讯逼供是酷刑在当今世界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刑讯逼供的英文表达是Extort a Confession byTorture。因此，要达成对刑讯逼供的准确理解和深入探讨，必须先对Torture——酷刑进行释明和辨析，这需要对国际公约中惩治和防范酷刑的规范进行研究。其二，刑讯逼供与刑讯逼供罪不同，本文研究的刑讯逼供是程序法意义上的刑讯逼供行为，这种行为的判断标准和行为方式均需要作出专门的界定，与实体法上的刑讯逼供罪加以区分。其三，刑讯逼供的行为性质这一理论上的研究空白需要填补，刑讯逼供是一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一种滥用国家权力的行为，在现代是违法行为甚至构成犯罪。
第二章“从合法到非法——中西方刑讯逼供的不同生命轨迹”。分别阐述了刑讯逼供在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变迁。本章的研究是跟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展开的，以古代中国、近代中国、文革时期、现代中国四个时期为线索梳理了刑讯逼供在中国的兴衰史，以古代西方、中世纪晚期到启蒙运动前期、启蒙时代和现代西方四个时期为线索梳理了刑讯逼供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进而总结出了中西方刑讯逼供生命轨迹的两点重要区别：一是合法的刑讯逼供在中国的历史较之西方更为悠久，二是尽管刑讯逼供脱下合法的外衣之后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均未完全绝迹，但在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瑞典等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刑讯已不再成为困扰普通刑事司法的难题。
第三章“中西方刑讯逼供不同生命轨迹的深层根源”。分别从经济根源、政治根源、思想文化根源三个方面对刑讯逼供在西方率先消隐，而在中国的顽固程度和历史影响尤甚的原因作出了解答。本章的主要观点是：从经济根源上看，刑讯逼供手段的施用源自人类认识能力低下与侦查手段落后，正是由于西方同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国，西方早于中国近一个世纪提出了废除刑讯逼供的口号，因此遏制刑讯逼供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从政治根源上看，刑讯逼供与专制相伴而生，中西专制制度在根基、历史影响、统治方式、核心理论四个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刑讯逼供在专制烙印深刻、儒家思想盛行的中国社会更加根深蒂固，而西欧因其专制根基薄弱、民主法治观念更易在民众中得到传播和确立而更有条件成为反刑讯的领袖；从思想文化根源上看，儒家的封建等级崇拜思想和法家的重刑思想支撑着中国刑讯逼供的出现和顽强生长，而刑讯逼供在欧洲的衰亡则与欧洲启蒙时代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理论的兴起和传播密不可分。尽管启蒙欧洲的正是中国的儒学，但中西人文思想对“神”、“人”关系以及“个体”、“人权”关系的不同理解导致中国的传统人文主义未能像欧洲启蒙思想那样成为刑讯非法化的终结力量。
第四章“遏制刑讯逼供的基本原理——结合911之后反刑讯困境的分析”。分为四节对遏制刑讯逼供的正当性进行了研究。第一节“遏制刑讯逼供的根据”从广义的刑讯受害人的角度探讨了受刑人、旁观者、施刑者乃至国家在刑讯逼供中受到的不同程度的伤害；第二节“遏制刑讯逼供的理论基础”围绕反刑讯的伦理基础、哲学基础、法学基础三方面展开，指出刑讯逼供撞击着人类的伦理底线，康德的自由主义哲学构成了反刑讯的哲学基础，而罪刑法定、无罪推定、人权理念和正当程序则构成了反刑讯的法学基础；第三节“遏制刑讯逼供的社会价值”从人道价值、公正价值、效益价值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阐明了人道价值是反刑讯的终极价值，反刑讯口号的提出和践行为刑事司法的公正之路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而刑讯逼供为人忽略的沉重的社会成本则从反面证实了反刑讯无法估量的效益价值；第四节“遏制刑讯逼供理论的现代挑战——911之后的反刑讯困境”体现了本文对司法现实和国际形势的关注。从对911之后有关限制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各国立法的介绍和以美军虐囚为例的刑讯逼供抬头之势的描述入手，论证了维护国家安全与禁止刑讯逼供的关系，旗帜鲜明地指出公民的生命和基本权利是追求国家安全不能触碰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