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主观条件
从总体上看，罪犯人权的实现状况是政府和罪犯合作的产物。在这一法律关系中，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是否给罪犯某种权利，取决于政府对这种权利是否正当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种权利，通过什么途径、在多长时间内满足这种权利，也取决于政府的需要。现代观念中，政府不仅是社会的代表，公权利的象征，也是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对其行为具有道德评价意义。所以，判断各级政府行为的正当性，优化政府的罪犯人权对策也是学界研究的崭新领域。
罪犯权利的实现也取决于罪犯的主观条件。虽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这种“平等”只是提供了一种平等的机会，由于每个人的条件不同，结果往往是不平等的。此方面有研究价值的是罪犯权利实现上的个体性、次序性和条理性。个体性即“天然的不平等”。由于每个罪犯的体能、智力存在着差异，在适用同等考核奖励标准的情况下，在利益的获得上就出现了分化。这种状况只能通过完善制度逐步减少，而不可能完全消除。次序性即评优获奖的先后与不平衡状态。在罪犯群体中，获得优惠待遇的总是少数人，认罪服法早、改造成果大的罪犯先获得奖励，其他罪犯经过努力，也可以后来居上，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权利的获得总是有先有后，后进罪犯和先进罪犯滥加攀比，寻求结果平等不可取。理论界有人提出让每个罪犯享受普惠待遇，既不科学、也是行不通的。条理性即罪犯个体实现权利的设计和遵循。监狱贯彻“刑罚个别化”的原则，就是照顾到罪犯之间的个体差异，为每个罪犯设计不同的改造起点、阶段目标和质量标准，奖励罪犯的每一个进步，给每个罪犯以公平。它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要求每个罪犯几年如一日，踏踏实实地改造和积累。这既是改造的要求，也是权利实现的途径。在这里，“判决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是实实在在的。
二、罪犯权利的实现状况
研究罪犯权利的实现状况要有开阔的眼界，在比较中研究。在横向比较中，看到我们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差距，也看到我们国家罪犯人权保护状况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在纵向比较中，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共产党人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的诚心和成就，增加自豪，坚定信心，积极推进人权保护事业。
(一)罪犯权利发展概况
罪犯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保护罪犯权利是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的人权思想产生较早，大体上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和中世纪人权思想的萌芽时期，只有片断的思想，但没有人权的名词和实践。第二个阶段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和学说形成和鼎盛时期，人权的概念正式出现，人权思想成为反对封建特权和宗教神权的思想武器，直接体现在洛克、卢梭等人的著作和《独立宣言》、《人和公民权利宣言》等历史文献中。第三阶段是19世纪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权思想和人权运动的低潮时期。旷日持久的两次世界大战，毁损了谈论人权和实践人权的土壤。第四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人权理论和实践进入新的高涨阶段。(注：张金桑.人权与中国特色的劳改工作[A].王明迪主编.《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业务培训教材[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68-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