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关于既判力客观范围的界定是妥当的。民事判决的预决效力，一般应限于判决主文中认定的事实，而不应扩大到作为判决理由的事实。例如，法院前一判决的主文为准许离婚和子女归女方抚养，理由是男方经常酿酒和赌博而造成夫妻感情破裂。前一判决在夫妻关系消灭和子女监护人的确定上有预决效力，但对离婚理由的判断一般不应具有预决效力。我国在现阶段不宜借鉴争点排除效力，其原因在于：争点排除效力的理论相当复杂，其适用要件不易准确把握。争点排除效力在美国亦存在着诸多争论，这一理论介绍到我国的时间还不长，理论界对它还未进行深人的探究。在美国民事诉讼中，适用争点排除效力须具备三个要件：（1）当事人在前诉中对该争点确实争执过。（2）法院的生效判决对该争点确实作出过判断。（3）该争点系前诉判决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事实。上述要件表明，适用争点排除效力的前提是当事人在前诉中对事实已争执过，法院对该事实也进行了认真而充分的审理。但是否具备上述条件，仅看判决书本身，往往是无法确定的。审理后诉的法院不一定是审理前诉的法院，即使是同一法院，也未必是同一法官。因此，对是否具备前提条件的把握具有相当难度。我国司法实务中还存着法院认定事实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非对应性的问题，即尽管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和争执的是某一事实，但法官却认为该事实并不重要，而是根据自己所认为的已查明的另一重要事实作出判决。在判决前，并未告知和提醒当事人，使他们有机会就法官认为的重要事实提供证据、进行辩论。为了缓解案件日益增多带来的压力，不少地方的法院主要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虽然不能一定说法官对案件的审理不充分，但简易程序毕竟是一种以效率为主要价值取向而设计的程序，适用该程序审理案件开庭的时间往往在一个小时左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否对事实进行充分的争执和审理是有疑问的。因此，在现阶段引入争点排除效力，既可能严重损害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又可能导致对事实错误认定的后果的扩大化。
判决的参加效力是指生效判决对参与诉讼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效力。参加效力不同于既判力，“既判力作为解决纠纷的准则，只对从判决主文进行判断的纠纷主题权利关系产生，与其他的认定和判断没有关系。而参加效力是对判决理由部分中所举出的败诉理由的事实认定和法律判断产生的。”判决的参加效力虽然可以使生效判决对事实的认定拘束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它以第三人参加诉讼已充分行使权利，获得程序保障为条件，如第三人参加诉讼时因不能归责于他的原因未能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生效判决对事实的认定就不能拘束第三人。排除参加效力的例外情形包括：（1）根据参加时的诉讼进度，参加人的诉讼行为已不能产生效力之时。（2）参加人的诉讼行为因与被参加人的行为相抵触而不产生效力之时。（3）被参加人妨碍参加人的诉讼行为，使参加人无法有效地实施诉讼行为。（4）被参加人因故意和过失，未实施参加人不能实施的诉讼行为。可见，判决的参加效力十分复杂，有种种例外情形。
因此，刑事判决对民事诉讼的预决效力，应限于确定有罪或无罪的判决，而不包括因证据不足而作出的无罪判决。民事判决的预决效力，从主体上应限于参加该诉讼的当事人，在客体上应限于判决主文认定的事项。至于判决中所认定事实对第三人的效力，应依据参加效力来解决。另一种选择是，由于民事判决的预决效力过于复杂，不将其作为免证的事实，而是依据既判力、判决参加效力的理论来确定它对后诉的效力。
《证据规定》第9条对免证事实作了规定，新规定扩大了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的范围，将“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也列入其中。与原规定相比，新规定还增添了除自然规律与定理外，其余免证事实均允许当事人用相反证据推翻，一旦推翻，主张免证事实的当事人将重新负担起举证责任。这一规定意义重大，它通过使免证事实相对化的方法，使司法解释中关于免证事实的规定趋于合理。
【作者简介】
李浩，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1]近年来，一些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相继制定了适用于本辖区的民事证据规则，这虽然满足了审判实务的需要，并且为制定统一的证据规则积累了经验，但也造成了证据规则的地方化。以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的区分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虽然不妥，但在确定具体事实的举证责任承担时，积极事实易于或者能够证明，消极事实难以甚至无法证明，这是应当充分考虑的。
[2]参见[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0页以下。
[3]参见叶自强：《罗森伯格的举证责任分配理论》，《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
[4]关于全备说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日本学者雉本朗造：《举证责任的分配》，转引自王锡三译：《民事举证责任著作选译》，西南政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印。罗森伯格关于权利发生规范与权利妨害规范的区分，受到学者们的质疑。批评者认为两者在发生于同一时间，在民法中无法将它们加区分。在实际生活中，有的病人为了与医院打官司，不得不采用非法的手段收集证据，将自己的医护记录从医院中偷出来。对于污染环境致人损害、医疗过失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的证明，另一种选择是采用表见证明，从被告的污染行为、医疗过失行为大致推定因果关系存在，然后由被后反证。表见证明虽然也能够起到缓解原告举证困难的效果，但由于举证责任未发生倒置，当发生本证与反证势均力敌时，承担败诉风险的依然是受害人。所以，就保护受害人权益而言，表见证明不如倒置举证责任有力。
[5]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64页以下。亦有学者认为这两种证明标准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其差异主要来自文化传统和法律习惯。参见华玉谦：《试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盖然性规则》，《法学评论》2000年第4期。证明标准与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存在一种反比例关系，证明标准愈高，法官能够确认的事实就愈少，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就会增多。
[6]前引[3]，汉斯•普维庭书，第117页。
[7][美]迈克尔• 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8][苏]多勃罗沃里斯基等：《苏维埃民事诉讼》，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
[9][苏]特列尼什科夫：《苏联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和证明》，西南政法学院诉讼教研室印，第47页。
[10]陈荣宗、林庆苗：《
民事诉讼法》。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665页。
[11]关于这一问题，请参阅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以下；[日]兼子一、竹下守夫：《
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这属于突袭性裁判的一种形态--认定事实突袭。关于突袭性裁决，请参阅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论》，第5页以下。
[12][日]兼子一、竹下守夫：《
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13]参见[日]三个月章：《日本
民事诉讼法》，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77页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