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警察特权的错位。过去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一向把公检法机关称为“专政工具”、“刀把子”，认为办理刑事案件就是对阶级敌人进行镇压、打击、惩处。警察作为“专政机关”的一分子，他的身份自然也就十分特殊，警察是“管人”的，当然不能与受刑事追诉的被告人平起平坐。因而要让警察出庭与刑事被告人对簿公堂，被认为是降低了警察的身份。这种不知不觉间形成的特权观念，是警察不愿意出庭作证的主要心理障碍。
在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和倡导法制文明的今天，证人与警察都不出庭作证的“怪现状”，反映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明显滞后。
当务之急是实现观念的更新。要解决警察出庭作证的问题，必须实现司法工作人员乃至整个社会观念的变革。
四、为什么警察应该出庭作证
在刑事诉讼中，之所以要传唤证人(包括警察)出庭作证，其理论基础就是法院的裁判必须依据直接言词原则，排除任何不能经过法庭质证的“传闻证据”，包括庭前在侦查阶段由警察获取的书面证言。这一规则的基本内容各国相同，但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表述为“直接、言词原则”，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则被称为“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它是英美证据法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
根据英国的传闻证据规则，法庭不接受传闻证据。而传闻证据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证人转述别人告诉他的情况；另一种是指不出庭的证人先前向警察提供的证言。对于“传闻证据”的这种理解，与我们对传闻证据的一般理解在概念上是有所区别的。按照我们过去的理解，证人向警察所做的陈述，或者犯罪嫌疑人向警察交代的口供，都是证人或犯罪嫌疑人的直接陈述，而不是传闻证据。但在英美法系国家看来，警察在侦查阶段的讯问(或询问)笔录，在提交法庭审查的时候，依然被当作是一种传闻证据。
当然，考虑到现实可行性，直接、言词原则或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也有某些例外。主要是两种例外，一是目击证人已经死亡或者因病重、出国等确实无法到庭陈述；二是有“真实性的情况保障”。证言笔录本身不能证明自己的可靠性，而必须以其他方式对其可靠性作出证明。如伴有全程录音、录像的书面证言，或者经诉讼对方审查后无异议的书面证言等。
然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书面证词的运用缺乏这种“真实性的情况保障”。不仅特别严重的案件(如判处死刑的案件)可以仅凭书面证词定案，而且双方有原则分歧，内容很不确定的证人笔录，也可以提交法庭，不经质证就使其成为定案的根据。实践表明，仅仅依靠缺乏真实性保障的书面证词，十分容易形成错判。因而大多数证人不出庭，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大缺陷。坚持作证的言词、直接原则，禁止使用缺乏真实性保障的书面证词，正是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并且符合正当程序的诉讼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