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警察不出庭作证。即使警察出具书面证词，也不是由警察作证，而是以刑警队、派出所的名义出具证明材料，只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投案情况的证明”、“关于某某案件侦破的说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它既不是证人证言，又不是书证，在判决书中对这类证据不好表述，只好称：“以上事实，有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以及某某派出所关于被告人投案的证明等证据证实”，显得不伦不类。[1]
警察不出庭作证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惯例。在书面证明材料上无须警察签名，既节约了警察的时间，也避免了法庭质证时可能出现的尴尬(包括对警察诚信和证词可靠性的质疑)，同时还可以避开伪证责任等麻烦。大家对此习以为常，甚至认为这种做法最好，也最省事。因此，不少人反对警察出庭作证。其主要理由：一是认为警察出庭只是形式化，浪费警力；二是要求警察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不足；三是基层警察素质低缺乏基本的证据意识与法律意识，出庭意义不大；四是出庭作证影响警察的正常工作，破坏警察形象；五是认为警察出庭作证是照搬西方的做法，不适合我国国情。然而，证人与警察都不出庭，使用书面证明材料却带来司法不公正的风险。同时，这种“警察特权”也是对法治的一个嘲讽。如果说行使审判权的法官不能甚至不敢传唤警察出庭作证，那么在具有现代法治意识的局外人看来，这是一个警察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
三、警察不出庭作证反映了观念的缺失和错位
一是诉讼公正观念的缺失。在审判中实行直接言词原则，用于定案的证据都须经过当庭质证，这是审判公正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庭审中大量使用书面证言的做法，违背了诉讼规律，造成明显的程序不公正乃至实体的不公正。实践证明有些证言的来源是不可靠的。现代司法制度建立的一个基点是“怀疑论”，它不相信官员认知上的全知全能。由于任何人都可能故意或过失地犯错误，因此必须建立一种防范保障机制。审判中的质证制度，就是要对各种证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当庭直接审查，而不是对侦查阶段警察讯问获取的口供照单全收。
二是人权保护观念的缺失。执法官员偏重对犯罪的控制而忽略对人权的保障。由于大部分证人都不出庭，警察更不出庭作证，侦查阶段取得的有利于指控的证言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定案的依据。然而，这种简单化的取证、采证方式，只注重了打击犯罪而忽视了诉讼公正和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显然是有缺陷的。
三是法治权威观念的缺失。法治社会的显著标志，是行政权力受到限制而法院的权威得到尊重。在法治社会，司法裁判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高方式和最后手段，法院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依法裁判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证人大都不出庭，警察更不出庭，它与判决后的“执行难”一样，反映了我国缺乏法治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