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由于各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及其建立动机不同等原因，各市场所在国在贯彻离岸税收优惠这一原则的时候，其具体做法存在差异，然而，综观20世纪末21世纪初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的动向，一般都是朝着进一步实施税收优惠措施的方向前进的。因为，随着离岸金融的飞速发展，其对市场所在国的好处在不断显现，其与传统金融之间的相辅相成作用也在不断凸显，相应地，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样一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内外业务分离型市场还是内外业务混合型市场，都希望加强其在离岸金融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更何况，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已经促使全球的在岸金融市场更为开放和自由，在岸金融的税收总的来说也更为优惠，离岸金融市场要想保持自身的优势与活力，就需要在包括税制的问题上作出进一步的完善。
可见，税收优惠是离岸金融市场税收征管的原则，而实行更为优惠的税制，乃是新世纪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趋势。
二、离岸金融市场上的国际避税
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的差别、漏洞、特例和缺陷，规避或减轻其总纳税义务的行为。国际避税最常见、最一般的手法就是跨国公司在国际避税地虚设经营机构或场所转移收入，转移利润，从而实现避税。
由于离岸金融市场普遍实行税收优惠，而各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在贯彻税收优惠原则的具体做法上并不一致，从而出现了此离岸金融市场税收优惠更大而彼离岸金融市场税收优惠较小、此离岸金融市场减免这些税种而彼离岸金融市场减免那些税种这样的差异，加之离岸金融市场的税制原本就与在岸金融市场有别（一般是前者更加优惠），这就形成了税制参差不齐的局面。
税制上的差异，为离岸金融从业者选择不同的离岸金融市场进行操作以达到避税目的提供了前提。甚至于有的交易主体原本不需要从事离岸金融交易，但为了避税，也到离岸金融市场上来交易。
实际上，离岸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避税的便利，原本就是其优势之一，也是符合其彻底的国际性的一个派生特征。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笔者才在离岸金融交易法部分提出，在离岸金融市场上，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法律规避，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税法的规避。只不过，如果这种避税行为严重侵害了有关国家的公共利益、或者破坏了有关国家的社会公共秩序，则有关国家的法院可以依据公共秩序保留原则，宣告这种避税行为无效。
对于离岸金融市场上的避税问题，各国通常是持比较容忍的态度的。但是，不同的国家对于这一避税行为的容忍程度，是很不一样的。
在对于通过离岸金融中心避税的问题上，英国的态度是最为宽松的。因为，很多离岸金融避税港都是英国属下的群岛（如英属维京群岛、英属开曼群岛、英属百慕大群岛等等）或者英联邦成员（如巴哈马、贝里斯等国），英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这些离岸金融中心的经济发展负有责任，自然也就不会刻意妨碍这些避税港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外资。
而美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美国不像英国那样拥有众多靠提供离岸避税服务为生的海外领地，也没有参与全球离岸金融市场早期的发展，故而其对离岸金融中心的避税问题的态度，是依据其自身利益而变动的。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鼓励本国投资者向海外扩张，故而其对待离岸中心的态度比较温和，所采取的具有针对性的反避税措施也为数不多。2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公司受外国子公司所得实行延期纳税的利益驱动，纷纷前往离岸金融避税港建立旨在避税的子公司，大量资本外流使美国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逆差，美国政府便开始采取措施限制本国公司对离岸金融中心的利用。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银行保密法》，该法案规定对美国居民使用外国银行账户逃税给予严厉惩罚，[3]并要求美国的商业银行、经纪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就任何一笔涉及1万美元以上的异常外汇交易向美国财政部报告。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向同其纳税人避税活动有密切联系的一些离岸中心（如荷属安第列斯）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减少或取消对非居民的税收优惠。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了回流本币，建立了自己的离岸金融市场——IBF，为了减少IBF相对于那些金融避税港的劣势，也为了让更多的美国籍金融从业者到IBF而不是其他离岸金融中心从事交易，美国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来防止国际避税行为。仅在1983-1987的四年间，美国就与巴巴多斯、英属维京群岛等12个离岸金融中心终止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4]这样一来，美国就成为了对待通过离岸金融中心避税问题的态度相对而言最为严厉的国家之一，并且该国拥有一整套应对利用离岸金融中心避税的反避税措施。而在其后的多次税制改革中，美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太大的变化。尽管如此，基于离岸金融的特点，想要完全阻止国际避税也是不可能的，根据摩根大通公司的估计，几十年来美国公司在海外获取的多达650亿美元的利润从未被美国征税。[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