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并不意味着它在诉讼证明的问题上无任何责任。法院作为社会纠纷与冲突的裁决者，承担着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的审判义务，由此在证据事实方面承担着“查证”的责任。
根据法官查证责任的不同内容，这种责任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可称为消极的“判定责任”，即法官根据控辩双方的举证，在“听证”以后，运用经验与逻辑法则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判定(包括对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与合法性的判定)，从而确定案件事实；另一种则可称为积极的“调查查明责任”。这是指法官不仅应当对控辩双方的举证进行判定，在必要时还应当运用职权直接调查证据，查明案件情况。
在完全的当事人主义诉讼中，法官只承担消极的判定责任，不承，担运用职权积极查明案件事实的责任。而在法官职权主义诉讼中，法官固然要行使其判定权，但在必要时还需积极调查，查明案情。即行使积极的“查证责任”。
我国刑事诉讼并非完全的当事人主义诉讼，为了有效查明事实真相，实现案件的实体真实，在必要时法官仍然应当运用职权调查证据查明案情。为此，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8条仍然赋予了法官的庭外调查手段。
就法官在证明问题上的责任，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个问题是，立法是否还应保留法院查明真相，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尤其是庭外调查的查证义务?法院必须依法判决，即对案件做出实体性裁判，以确定实体权利义务的归属。这是法院设置的意义所在，也是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法院的判决前提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因此法院依法判决义务中当然包含查证事实的责任。问题的关键是法院查证的方式，尤其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8条关于法官“庭外调查权”的规定是否具有诉讼合理性，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议。不少学者主张取消法官的庭外调查权，认为法官进行证据调查违背了中立原则，与法官的身份和职责不相容，有损法官的公正形象和司法的权威。[8]我们认为，法官的查证责任应当肯定，为了发现案件实体真实，甚至应当保留法官的庭外调查权，但可以作适当的制度完善。理由如下：
1.法官对证据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是发现案件实体真实的客观要求。在实现公正的基础上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实体真实应当是我国刑事诉讼不懈的追求。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方向是借鉴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但这种借鉴是“取长补短”，并非全盘照搬，彻底的当事人主义诉讼中法官完全被动，仅仅追求“法院的真实”或“形式真实”，即仅仅限于控辩双方的举证与辩论范围内去发现真实，这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为了发现真实，我们应当保留法院进行补充性调查的职权，包括庭外调查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