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司法中，现代西方各国“简易程序”名目各异，大致包括：(1)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是以支付金钱为诉讼标的的案件；亲自诉讼、口头进行、非专业化；职权主义介入较多，注重调解；较低的诉讼费用标准；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法官的司法权和当事人程序保障权两方面都受到一定限制，当事人一般不允许反诉，原则上实行一审终审制。简言之，小额诉讼与普通诉讼程序完全分离，小额诉讼程序与其说是一种诉讼程序，毋宁说是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2)大陆法系国家的“简易普通程序”，即普通程序的简化形态。(3)大陆法系用于分流金钱诉讼的督促程序。(4)普通法系国家用于分流形式性问题和程序性事项的即决判决程序和与之类似的“根据诉答状作出的判决”及“作为法律事项的判决”。当然，各种简易程序也是在一定理念基础上根据或单一或多样的不同价值取向进行设计的。
在20世纪，各法治国家围绕着怎样更好地保障社会成员利用司法的权利，掀起了接近正义运动的“三次浪潮”[15]，从创立和完善诉讼周边制度到现代型诉讼(扩散性利益司法保护)再到构建诉讼外争端解决机制(ADR)，纠纷解决的功能逐渐从法院向社会化的ADR转移，形成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之间一定意义上的“竞争”关系。指导ADR运动的两大方向，一是接近司法或正义指向ADR，从量上对诉讼进行分流；二是自治或自律指向的ADR，从质的角度改善和缓和司法和诉讼的固有弊端。总体而言，ADR除了具有缓解诉讼压力还有社会合作和自治的意义，并且对司法起着量的分流和质的改善的作用，不过正式的诉讼和非正式的ADR之间面临着正式的程序正义和自由裁量的个别正义之间的适度平衡，ADR的运作及其对司法及法治的积极作用，从根本上只能是一个相对合理和不断调整的过程。ADR的发展与司法改革的互动发展，促生新型非正式司法程序的发展如简易程序、小额程序、社区法院等，使法院承担促进、协调和制约监督ADR职能，促进传统诉讼文化向合作和解性转化，促进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程序中的参与程度，以及改变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传统思维方式等。无论是美国迅速发展的司法ADR制度、英国的民事司法以“尽可能避免诉讼”为基本目标的改革方案和ADR具体措施的逐步应用、德国的自治取向的起诉前调解前置，还是日本的以行政主导建构而形成的司法与行政合一体制的管理型纠纷解决模式，都表现了ADR机制与诉讼制度的相互补充。
五、结语
改革并不是追逐潮流和随波逐流，要尊重司法自身的规律，尽管司法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地方性知识。基于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状况等的差异，各国甚至一国之内司法体制的多样性并不能使我们对各国司法改革的既有经验和基本规律探寻望而却步，虽然这种探索可能有以偏概全的弊端，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有一种以点带面的优势。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面临着诉讼制度的形式合理性和程序公正两大任务，同时又面临着如何回应西方国家法治现代化之后的司法改革潮流和趋势，即在诉讼中淡化形式合理性和程序公正，而强调实质合理性和诉讼效益。无论是强调“接轨”西方后现代法学的理论和改革实践，还是呼吁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中国的“本土”法制，都无法改变各国司法体制相互借鉴和融合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