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和谐的价值也促进了司法模式的多样化。例如，近年来，一些国家尝试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引入调解的机制，而且从系统的角度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恢复性司法”，即促使那些因一念之差或其他偶然因素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回归健康正常的社会生活。一些特殊程序的设立也体现了程序多元的特点。例如，在日本，少年诉讼程序、强制医疗程序以及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都是对常规程序的补充。
在民事司法方面，英国以公正审理权(或正当程序权)为国民的程序基本权，在宪法和普通法中皆有表现，不仅包含公正审判的权利，而且包含诉诸法院的权利，1999年实施的新《民事诉讼规则》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法院公正地审理案件，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诉讼成本、实施法律援助政策、加强法官对案件的管理、设置多元诉讼程序等。加拿大、美国等国也都采取了多种形式加强法院对案件的管理。[11]可见，在某种程度上，程序的规范化从公正审判转移到保障诉权，从对抗制转化为管理制，强调当事人对抗与法官管理、普通程序与多元程序相辅相成。
法国1975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突破1806年拿破仑时期《民事诉讼法》的观念，强调诉讼中的“合作”精神，即：一是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和法律保护保险制度，保证平等行使诉权；二是减轻上告的负担。后者包括：(1)强制实行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律师制度；(2)在1967年设置调查法官制度协助主审法官基础上于1984年又新设调查官减缓上告法官审判任务过重的问题；(3)1978年在最高法院设置选择系属制度对上告理由进行判断而直接作出受理、驳回或者撤销的简易处理。这三项措施以既存上告制度为前提，还推出意见照会制度(如同我国的请示答复制度)对上告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三是简化诉讼程序和手续，防止诉讼迟延；四是以丰富多元的ADR制度对仲裁和诉讼进行有益补充，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寻求法官权力和当事人权利之间的平衡。[12]
德国百余年来经过百余次修改的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从当事人进行主义到当事人自由逐渐被限制、法官干预逐渐加强，这分别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法律的特点。[13]2002年1月1日新《民事诉讼法》正式生效。新一轮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增加法官的阐明义务、扩大独任审理来实现一审程序的强化；二是重新构建了上诉条件和方式，由此重构审级功能，增强初审法院裁判对当事人的影响力，限制上诉数量；三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推广应用。该法第278条规定强制性的“和解辩论”程序，即所有的民事诉讼在口头辩论之前必须有一个善意和解的协商程序。[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