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也不应被置于“被遗忘的角落”。在有些情况下，被害人的利益与打击犯罪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一致，因为在具体案件中某个被害人所强烈追求的未必都是社会全体成员对打击犯罪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司法系统所面对的是一种三角形利益关系，即社会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利益、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就要在这种三角形利益关系中寻求平衡，全面合理地保护人权。
不过，在某些国家也存在着相反的趋势，例如，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遏制本土的恐怖犯罪活动，在刑事诉讼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变革。变革的基本方向是扩大联邦政府的刑事侦查权力，这使得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到侵蚀，进而改变了社会安全与人权保护两大价值目标之间既有的平衡关系，同时也影响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基本宪政结构。尤其是2001年9月国会通过的“爱国者法”，对恐怖主义犯罪和恐怖分子做了模糊界定，扩大了打击和追诉对象的范围；赋予行政执法部门羁押外国人几乎是无限的权力；扩展了联邦执法部门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权力范围，使刑侦手段更加灵活多样，更加富有效率。[10]又如，英国2002年7月《司法改革白皮书》强调对犯罪的控制和案件事实的查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是以牺牲被告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四、诉讼主体合作与程序多元互补
现代社会多元的价值需求决定了司法程序的多样化。为了应对犯罪高峰和诉讼爆炸，司法效率某种程度被摆在了“优先”的地位。作为美国法律制度核心的对抗制诉讼的社会价值是将诉讼主导权赋予当事人(通过其代理律师)行使，但是也有其零和博弈的底蕴。因此，出现了通过“合作”诉讼缓和对抗制模式的实践范式，在摒弃零和博弈之不利后果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放大对抗制所独具的社会效用，或者以当事人在依然保留对诉讼结果的主导权的前提下提高替代诉讼的协作型纠纷解决机制的应用；或者在对抗制模式常见的竞争框架范围内强化合作。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每年大约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以辩诉交易的方式结案解决的。这种方式尽管备受质疑，但是它有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效益，大大提高了办案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这使得辩诉交易在美国由地下转向合法(直至20世纪7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才在判例中予以认可)，并且由一国推广至英国、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