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诉讼的当事人适格问题
齐树洁;郑贤宇
【摘要】在处理环境纠纷的实践中，虽然各种诉讼外解决环境纠纷的方式纷纷涌现，协商、调解、行政处理、仲裁及其混合机制在现代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是由于环境纠纷的特殊性，诉讼作为最后的、最权威的救济途径，在环境纠纷解决中仍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优势。然而，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诉讼在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谓微不足道。与我国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趋势相比，环境诉讼并未呈现出相应的增长。为此，有必要通过扩张原告资格、构建公益诉讼、确立团体诉讼等途径，完善环境纠纷诉讼制度，以有效保护民众的环境权。
【关键词】环境纠纷；环境诉讼；当事人适格；团体诉讼
【全文】
一、环境诉讼的意义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致害事件的数量不断增多，其破坏性日益严重。一些地区因为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不断发生民事纠纷和群体性冲突，甚至影响安定团结，危及社会稳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7年，我国环境纠纷一直稳定在每年10万件左右，1999年猛增到25万多件，2000年超过了30万件[1]。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的统计，2005年，仅投诉到环保部门的环境纠纷就达到了60余万件。
(一)我国环境保护机制的主要缺陷
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纠纷与日俱增。从制度方面考量，其根源主要在于单轨制的管理体系。在我国的环保领域，环境行政管理长期以来一枝独大，国家通过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机关，全面行使对环境保护的执行、监督、管理职能，并对全社会环境保护进行预测和决策。这种缺乏民众参与的行政管理单轨制存在着如下重大的缺陷：其一，政府环境管理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往往由于某种私利、诱惑、偏见、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能或不愿实施保护环境的行政行为；其二，诸如修建核电站、水库等众多的政府行为，本身就可能造成不可预料的环境污染，而此时，政府既是行为的实施者，又是行为的管理者，难以严格执法；其三，即便行政部门十分勤勉地工作，也可能受人员和经费的限制，无法应对社会活动的日益复杂化。政府公共执法的不足逐步显现，出现了所谓的“政府失灵”现象。
在实践中，虽然各种诉讼外解决环境纠纷的方式纷纷涌现，协商、调解、行政处理、仲裁及其混合机制在现代社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是由于环境纠纷的特殊性，诉讼作为最后的、最权威的救济途径，在环境纠纷解决中仍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优势。然而，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诉讼在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谓微不足道。与我国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趋势相比，环境诉讼并未呈现出相应的增长。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吕忠梅副院长的统计，从1989年《环境保护法》实施到2003年，环境民事诉讼的数量虽然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但根据湖北省统计结果看，不足2000件[2]。太湖蓝藻事件爆发后，无锡的立法和司法部门开始反思环保的策略，并于2008年4月在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组建环境保护审判庭，同时，在临近太湖、长江的宜兴等5个基层法院成立环境保护合议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一件公益诉讼案件起诉到法院[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