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各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历程表明，其基本思路是从整个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宏观角度，而非仅仅从诉讼程序的微观角度探讨提高程序效率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与我国目前法律界局限于从审判方式改革角度寻求提高诉讼效率相比，其视野显然更加开阔，意义更为重大。以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6条的修改为例，1983年对该条款的修改旨在防止当事人滥用证据开示程序，以提高诉讼效率，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第一次把“促进和解”(facilitating the settlement of the case)规定为审前会议的目的。为此，还修改了有关规定以促进这一目的的实现，从而把提高程序效率的视野从诉讼制度的层面扩展到整个纠纷解决机制的层面。[18]20世纪90年代英国的民事司法改革也体现了这一重要特点，即提高诉讼效率不能仅仅局限在修改诉讼程序的层面，而应扩大到整体纠纷解决机制。[19]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强调司法效率不仅具有促进司法公正之实现的积极作用，而且也包含着损害司法公正之实现的可能性。不言自明，司法公正的实现，必须依赖于特定的诉讼程序，而为了提高效率，又不可避免地要对某些诉讼程序予以精简或限制，比如规定举证时限和证据失权，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等。对程序的此类精简或限制客观上减少了“重塑过去”的机会，有可能损害司法公正的实现，即便它不违背程序公正的价值。换言之，纯粹从诉讼程序角度追求提高司法效率的提高与司法公正的最高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基于这一认识，可以认为，英、德等国的民事司法改革已经或正在跨越单纯改革诉讼程序的狭隘思路，而从重构整个纠纷解决制度，尤其是重视诉讼外纠纷解决方法(ADR)的宏观角度追求司法效率。这些国家的民事司法改革实践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不断地提高当事人在追求程序效益过程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据此使当事人能够在权衡程序效益最大化与实体利益最优化需求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程序，其结果是有效降低了仅仅基于改革诉讼程序、追求审判效率给诉讼公正实现带来的风险。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十余年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全面推动司法制度改革，进而完成整个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法治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将有限的社会资源以一种最优的方式进行配置。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合理配置将构建一个完备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从而实现我国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经过法院系统多年的经营和民间话语的推动，已经由单纯的诉讼制度改革发展成为牵涉广泛的司法体制改革，并在全国上下致力于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被赋予新的政治内涵。可以预见，随着改革的规划被写进执政党的工作报告并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必将引发包括主体、观念、制度、体制在内的司法各构成要素的全方位变革，改革的成果必将深刻地影响法治中国的未来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