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时至今日，许多既有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各方面发展的瓶颈和短板，进行重大而深刻的调整刻不容缓。如一直以来困扰我国政治建设的中央与地方间权力配置和划分问题，在经历过数轮权力收放的恶性循环后，亟待进行根本性的解决。又如学界热议的“省管县”问题，其背后却与省区范围的调整、行政层级的减少、国家权力在不同级别政府间的重新配置等一系列问题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在“省管县”改革的冰山一角之下实际上是新时期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的全面回应。
第二，随着客观环境的不断变化，一些新问题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传统话语体系中衍生而出，需要理论研究予以及时跟进。如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下地方政府间广发开展的区域行政合作问题，表面上属于地方府际关系的范畴，实际上中央政府在其中也悄悄扮演着倡议、审批、监督、纠纷解决甚至制衡等一系列的潜在角色，仍未脱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论域。又如，以对口援藏、对口援疆为代表的长期性对口支援和以抗震救灾为主题的临时性对口支援为主体构成的地方政府间的对口支援问题，也无法脱离中央政府的协调、引导等作用而单独形成，其在本质上也具有浓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色彩。
第三，有些特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虽然目前的应对需求尚未显迫切，但是迟早会成为必须解决的重大制度性难题，需要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研究中给予必要的前瞻。如在台湾问题的解决上，虽然目前两岸统一尚无明确的时间表，但是迟早有一天会面临台湾回归后如何定性、中央与台湾政府间的关系制度如何构建的问题。[13]诚然，“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但是台湾的诸多不同于香港、澳门的特殊因素又决定了台湾问题的解决不应也不能完全仿效既有的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制度框架——理论上如何应对？实践中又应如何实现？这无疑也需要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研究的课题给予充分的前瞻性关注。
【作者简介】
郑毅，单位为中央民族大学。
【注释】
肖金明：《法治行政的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参见上官丕亮：《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实践和理论误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第110页。
对于该问题，曾有学者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但是角度与笔者有不同。参见崔浩、孙祥生：《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37-38页。
如近年来兴起的“对口支援”模式就有某种中央权力过分僭越的色彩，笔者曾有专门论述。参见郑毅：《法制背景下的对口援疆——以府际关系为视角》，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参见郑毅：《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三题——内涵、理论与原则》，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年第4期，第52-53页。
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随着国家制度的发展尤其是最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持续关注而被蒙上了浓重的、工具性和实践性颇强的政治学色彩。作为一项学术命题走进理论界事业之后，也是政治学界首先对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时至今日，研究中央与地方问题的政治学著述在数量上、深度上仍然为各学科之冠。
典型代表如胡书东著：《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典型代表如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又如辛向阳著：《大国诸侯：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结》，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
典型代表如熊文钊：《大国地方——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宪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这一趋势的典型表现在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的其他交叉课题都逐渐向法治的方向靠拢，如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律制度史、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法治化等研究的兴起等。
笔者对此曾有专门论述，参见熊文钊、郑毅：《试述区域性行政合作协议的理论定位及其软法性特征》，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68-70页。
参见上官丕亮：《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值得期待》，《人大研究》2008年第2期，第22页。
对于此，笔者曾有过初步的思考，参见熊文钊、郑毅：《大陆对台政策的前瞻性研究——台湾问题的相关法理分析》，http://www.110.com/ziliao/article-14596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