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司法实践中，为了保证严厉打击犯罪，惩罚犯罪分子，许多司法人员存在“重打击轻保护”、“以捕代侦”和“以捕代罚”等错误观念。对于逮捕条件的把握，主要考虑罪行要件而非逮捕必要性要件。[2]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中往往过于重视刑罚的打击一面，过于强调严打，忽视了检察机关在缓解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减少对抗上的作用，忽视了区别对待和宽严相济，忽视了办案的社会效果。
（三）实践中执行错位导致宽少严多
1.逮捕替代措施不完善。其一，我国现行法律对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规定存在缺陷，致使具体办案人员在“求稳怕错”思想的指导下，很少适用这一措施。其二，刑事诉讼法对不捕案件的其他配套强制措施规定不明确。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捕退查的案件必须重新报捕，也没有规定重新报捕的期限。
2.综合考评机制中没有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其一，在内部考核制度层面。目前公安机关在对刑事案件质量进行考核时，普遍把逮捕数作为打击犯罪的一项重要指标和政绩，主要是把握刑事拘留案件的转捕率和批捕率，导致逮捕率居高不下；检察机关因为担心考评成绩受影响，不敢、不愿作出不捕决定，运用不捕权日趋保守。其二，执法监督机制薄弱。在批捕环节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然会大大扩大办案人员的裁量权。由于尚无比较完善的监控机制，难以在最大程度上防止徇私枉法、办人情案、金钱案等现象发生。其三，司法机关相应的配套规定没有及时纳入考核机制。检察机关虽然制定了新的审查逮捕案件质量的考评机制，可是相应的错案责任追究、赔偿等机制未进行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对错捕、漏捕现象的认定上没有明确的界定，更加束缚审查逮捕部门检察官的手脚。
（四）检察干警难以正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1.“可能判处三年以下徒刑”是一个不确定的逮捕条件。“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检察人员根据具体案情对犯罪嫌疑人行为的评判，是根据侦查阶段的有关证据作出的一种法律推定。由于逮捕证据标准和判决时的证据标准不同，检察人员这种评判不是对犯罪嫌疑人所需判处刑罚的终局性结论，又加上在审查逮捕环节证据单薄，证据的可变性很大。
2.适用无逮捕必要没有可操作性的条款。从审查逮捕的要件来看，“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这一要件在执行中一直居于首要地位。“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这一要件，不好把握。因为刑法分则的条文中所有罪名都规定了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什么情况下符合此规定，法律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这是对适用“无逮捕必要的不捕”要件的规定，也是轻罪刑事政策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具体体现。[3]但“无逮捕必要的应不予逮捕”只是条文中之义，一笔带过，法律并未明确提出，亦未对“无逮捕必要”的条件（情形）作出具体规定，实践中贯彻落实困难，再加上长期的以打击为主的执法观念，过去基本上对此是置之不顾的。现在一下放开适用，一定会有负面影响。
